各地絲路計劃存在大量交叉重合 需尋求最大交集
2014-04-18 12: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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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帶”新策
從古絲路看今絲路,古絲路從來不是排他與封閉的,而是包容和開放的。今天的絲路建設也應如此,目前各種絲路計劃存在大量交叉,有許多利益共同點,可以通過各種平臺和交流機制,尋找各個版本的最大交集
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下稱絲路帶)是我國實施新一輪擴大開放的戰略舉措。總結歷史經驗,綜合當前國際環境,絲路帶建設需要走務實合作之路,遵循政府引導、市場決定、企業主體,以經貿合作為先導,聯通“四亞三洲”的現代絲綢之路,促進沿途各國共同發展。
絲綢之路興衰史
古絲路一般分為四條:北方絲路、南方絲路、海上絲路和草原絲路,其中北方絲路和海上絲路最為重要。
北方絲路主要興盛于西漢與唐朝。該路自公元前119年西漢張騫再次出使西域后開啟,又稱為“沙漠綠洲絲路”,或代指“陸上絲路”,有時也代表整個絲路。西漢時是絲路的首次繁榮。東漢時因內患不斷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絲路已無當年繁華。此后的三國、南北朝等,因戰亂頻仍,絲路斷斷續續。
隋朝時絲路開始暢通,唐朝時重新控制了西域,絲路迎來第二次繁榮。但到中唐安史之亂后就放棄了經營西域,并轉向海路,絲路再次衰落,陸路從主路逐步逆轉為海路的補充,陸路海路有一定的替代性。到北宋時河西走廊為西夏占據,南宋對整個西北更是鞭長莫及,絲路再無重生之力。
元朝時絲路成為帝國內部交通路線,通行比歷朝歷代都更方便,但由于路上走的主要是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為使命的人們,不再是商人為主的絲路了,無力再次繁榮。滄海桑田,后來發達的海運和便捷的空運占據上風,陸路不再引人注目。
海上絲路主要繁榮于中唐到宋元時期。該路指從中國東南出海至太平洋[-1.02% 資金 研報],或經南海至印度洋到南亞、西亞及非洲的航路。其興起可能比陸路還早,唐以前海路一直是陸路的補充,但中唐以后陸路阻絕,加之經濟重心南移、指南針發明及航海技術進步,海上絲路開始繁榮,超過并逐步取代了陸路。北宋、南宋采取更加開放的政策,非常重視商業和海外貿易,保證了海上絲路的持續興旺。
元朝時海路更加暢通。由于宋元后主要出口瓷器、茶葉,進口香料,故而也有“陶瓷之路”、“茶葉之路”、“香料之路”之稱。明朝開始海禁,雖然鄭和近30年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但由于僅為官方外交,勞民傷財,缺乏民間參與,給政府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明成祖去世后很快就停了。清朝更加封閉,康熙在開海禁后仍不許與西方貿易,乾隆開始全面閉關鎖國,到后來只許廣州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貿易,海上絲路走向衰落。
世紀至中國絲路與世界航路此衰彼興。14世紀-15世紀的元末明初,中國陸、海絲路先后衰落之時,歐洲卻開辟了新的世界航路。1453年東羅馬滅亡,奧斯曼土耳其崛起,控制了東西方商道即絲路,對商人橫征暴斂,商品轉手后價格提高8倍-10倍,導致歐洲一些貿易城市衰敗。而歐洲上層把亞洲奢侈品看作生活必需,不惜高價購買,造成西歐貿易逆差,大量黃金外流。西歐各國貴族、商人和資產階級急切想繞過西亞,另辟通往印度和中國的航路。于是便派哥倫布等人遠航,發現了新大陸[-1.83% 資金 研報],開辟了環球航路,擴大了國際貿易,形成了世界市場。加之工業革命在西方興起,世界貿易中心與經濟重心從東方轉到了西方,中國的世界經濟強國地位被西歐取代。正如法國學者瑪扎海里所說:“在促使古老絲路遭到遺棄的主要因素中,應關注近代技術工業的誕生和發展,這種工業產品取代了來自中國的傳統產品。”可見,貿易線路的轉移,既有政治軍事因素,更是經濟技術發展的結果。
絲綢之路的包容性
古絲路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早期版本,被譽為全球最重要的商貿大動脈,其實質是服務于亞歐之間的商貿和物流大通道,是當時的世界性貿易通道。中國絲路的興衰史清晰表明,絲路呈現以下功能:
一是商貿之路。絲路首先是商品貿易走廊,有商必開路,無商路難成。北方絲路開通后,成為商品貿易的生命線,商隊從中國運出的主要是絲綢、金銀器等商品,運入中國的主要是珠寶、香料、藥材及葡萄、胡麻等農作物。雙方交易的主要是當時的高檔或奢侈品,絲綢幾經轉手到了羅馬,貴若黃金。這體現了各自的比較優勢和經濟利益,有商業利潤才有長距離運輸的動力,也才可能持續。宋朝的商業和海上貿易十分發達,所以經濟科技達到封建時代的頂峰。蒙古帝國道路雖然最暢通,但民間商貿不發達,并未增強國力而維持太久;明初七下西洋沒有民間經貿的活躍,只為宣揚國威等政治目的,造成國力衰退而曇花一現;與屬國的朝貢貿易因違背正常的經濟法則,成為政府與百姓的沉重負擔,也因此衰亡。可見,絲路沒有經貿基礎,缺少商品的自由流動,單純的政治文化交往不可能持久。
二是開放之路。絲路是開放的大道,體現了古代中國廣闊的開放胸襟,也是世界開放的催化劑。絲路繁榮都是在中國最開放的漢唐與宋元,那時的中國擁有開放的氣度、胸懷與自信。如唐朝的兩條絲路都很發達,當時開放到能讓外國人科舉為官,主要大將都是少數民族,全國設驛站1639所,僅廣州外國客商就有12萬人,與中國發生聯系的國家或部族達l89個,南亞、中亞與西亞來唐使團共343次,人數可達數百人。同時越開放越繁榮,絲路也是盛世之路。絲路興衰成為中原王朝強弱的寒暑表,陸海絲路興盛之時都是古代中國最強盛之時,絲綢、瓷器成為中國強盛的象征,甚至有“中國興,則絲路興”的說法。那時的中國令世界向往,如哥倫布十分仰慕中國的繁榮,非常崇拜馬可·波羅,這成為他航海的原動力。1492年他懷揣給中國皇帝與印度君主的國書,希望最終能遠航到中國,他至死都堅信所到的是東方印度而非新大陸。新航路開辟客觀上促成了世界更加開放,也為經濟全球化做了堅實鋪墊。
三是傳遞和平的使者。中國絲路形成和延伸于古代強盛之時,但中國沒有借此對外侵略擴張,體現了中國天下-朝貢體系與王道政治的理想,證明了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傳統。陸上絲路暢通之時,沿途基本沒有戰亂,中國先后與100多個國家或民族和平交往。而在東漢末到隋朝、中唐到元初,西北長期戰亂,民族沖突不斷,絲路時常阻斷。海上絲路自唐宋繁榮后的1000多年里,一直是中外友好交往的和平之路,很少見到腥風血雨,與歐洲炮火開辟的劫掠、征服的殖民擴張顯著不同。
四是文明之路。絲路穿越2000年時空,橫跨亞歐非數十國,是一條不同民族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文明之路,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運河”。它把古代世界幾大燦爛輝煌的文明——中華、印度、埃及、巴比倫、波斯、阿拉伯及希臘羅馬等文明聯結起來,佛教、伊斯蘭教、景教、摩尼教等傳入中國,我國道教、儒學以及造紙、印刷、坎兒井、羅盤等技術傳向西方。
可見,絲路帶來的不僅是商貿繁榮,還有文化交流、科技溝通、宗教傳播等“副產品”,體現了文化的多元交匯、包容共存。
經貿先行
30多年來,我國對外開放主要集中在沿海,東部集中了全國約90%的進出口、85%的外資和75%的對外投資,陸路開放明顯滯后。擴大向西開放、建設絲路帶,有利于優化我國開放空間布局,使西部由開放“后隊”變為開放“前鋒”,推動東西呼應、海陸并進的全方位開放格局。與此同時,在海權為主的時代,亞歐大陸內部的中亞及我國西部被邊緣化,成為亞太和歐洲兩大經濟圈中間的“凹陷地帶”,造成國際發展失衡,滋生恐怖主義等“三股勢力”,威脅人類和平與安寧。
我國與沿途各國雙邊經濟合作快速發展,成為眾多國家數一數二的經貿伙伴,如與中亞五國貿易從1992年的4.6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503億美元,年均增長25%。沿途各國普遍希望搭上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合作意愿日益增強。
近年來鐵路公路技術快速進步,特別是高鐵時速可達350公里以上,大大降低陸路成本,為提升陸權提供了技術支撐。如鄭新歐鐵路10214公里,歷經兩次轉關、兩次換軌,運行時間也只有16天-18天,比海運省20余天,比空運節省費用80%。如果下一步貨運時速能達100公里左右,則耗時將減少三分之二,可降至4天-5天,對海運的替代能力就會迅速提升。
絲路帶兩端的亞太和歐洲經濟圈貿易往來十分活躍,2013年僅中歐貿易就近5600億美元,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亞歐內陸國家之間貿易潛力也很大。隨著交通技術進步、陸路運輸便利和成本下降,陸路貿易會迅速上升并部分替代海路,有可能形成繼大西洋[0.60% 資金 研報]貿易中心、太平洋貿易中心之后的亞歐貿易中心。
經貿往來是絲路興衰成敗的關鍵。古絲路興衰揭示,絲路首先是商貿之路,絲路的輝煌在于中西方經貿往來的繁榮。鑒古知今,絲路帶必須靠經貿往來支撐,否則就是無源之水。加深經貿合作也是沿途各國的共同愿望,受到各國普遍歡迎。如果先把生意做起來,經貿合作深化到一定程度,其他文化、政治、旅游等交往也會隨之擴大,絲路帶自然就會全面繁榮。
保證道路運輸有效益、可持續的迫切需要。貿易量大了,修路才有動力;如果有路沒貨拉、沒人走,路就不會繁榮。渝新歐、粵新歐等國際貨運線路總體比較暢通,但列車運力尤其是返程運力無法充分發揮。我國鐵路貨運平均時速80公里,設計時速120公里-160公里,但渝新歐等列車低于30公里,原因不僅在于通關不便,更在于貨源不足,嚴重影響運輸組織效率和成本。大力發展經貿合作,不斷擴大貨流與人流,成為國際通道繁榮、絲路可持續的必然要求。
發揮各國比較優勢的需要。我國經濟貿易總量居世界前列,制造業、基礎設施、信息通訊等領域比較優勢明顯,但人多地少、能源資源緊缺;而絲路沿途各國能源資源豐富,農業、加工等領域潛力較大,與我國互補性很強。只有發揮雙方比較優勢,發揮我國人民巧于制造、善于通商的特長,擴大經貿合作,才可將各自的潛在優勢轉化為實際發展成果,造福各國人民。
凝聚共識、減少阻力的需要。俄、美等大國和部分沿途國家對我國心存疑慮,主要是擔心其利益被我國“瓜分”。相對于政治、安全等領域,經貿合作“零和游戲”少,更能互利共贏,是各方最迫切的現實需要,是國際關系的“壓艙石”、“推進器”,加之基本不涉及敏感議題,更容易化解疑慮、達成共識、取得突破。
經貿合作要以自貿區建設和貿易便利化為抓手,提升貿易水平;以經貿園區和重大項目為抓手,加大投資合作力度;以軟硬兩方面互聯互通為抓手,加強經貿合作的基礎保障;以創新邊境合作方式為抓手,打造我國西部開放高地;以“兩優”貸款等為抓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經貿平臺與多雙邊舞臺為抓手,推動務實合作。
“新絲路”主導權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國際機構和國家紛紛提出絲路開發計劃,并取得一定進展。聯合國自1988年就啟動了許多絲路項目,亞洲開發銀行倡議建立了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國際道路聯盟提出“復興絲路計劃”等。2011年美國提出“新絲路計劃”,2013年俄羅斯提出“鐵路絲路計劃”,不少中亞、西亞國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絲路構想。這些計劃的動機各異,側重點不同,但客觀上也為絲路帶建設提供了基礎。
當代絲路的前景吸引了世界目光,國際上存在多種版本的新絲路或現代絲路計劃:
一是美國的“新絲路計劃”。1999年、2006年美曾提出“絲路戰略”,2011年又推出“新絲路計劃”,旨在以阿富汗為樞紐,將南亞、中亞與西亞連接起來,以實現“能源南下、商品北上”,實現“從援助到貿易的轉變”,促進經濟自生能力,并將影響力留在中亞腹地。其優勢是主導力強,西方支持,利益平衡,各方積極性較高,缺陷是要經過不安全區域,排斥伊朗很難向西聯通,計劃的可持續性也受到質疑。
二是俄羅斯的新絲路與歐亞聯盟。俄曾多次將第一、二亞歐大陸橋稱為“新絲路”,并宣稱將在絲路建設上發揮決定性作用。其實,俄力推的是俄白哈關稅同盟基礎上的歐亞聯盟,擬在2015年建成。目前,印度、土耳其、越南也在考慮加入其關稅同盟。歐亞聯盟的優勢是有傳統紐帶,機制化強,但缺陷是經濟互補性不強,經濟帶動力不足,且有恢復帝國的嫌疑,引起世界及中亞疑慮。
三是南北走廊等絲路計劃。俄、印和伊朗于2000年9月發起“南北走廊”,后來中國和中亞所有國家加入,衍化為14國倡議。該走廊與美“新絲路計劃”重疊很多。2012年8月,阿富汗、印度和伊朗討論了連接伊朗與中亞、南亞的新“南方絲路”。此外,其他影響較大的有日本的“絲路外交”、歐盟的“中亞新伙伴關系”、印度的“聯通中亞”新戰略。
四是國際組織的絲路計劃。聯合國是最早提出復興“絲路”的國際組織,1988年啟動了“綜合研究絲路—對話之路”項目。1992年到2005年,聯合國多次開展基礎設施項目,試圖重建“絲路”。2008年歐亞經濟論壇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發起、19國響應,決定再為復興絲路投入430億美元。國際道路聯盟1998年提出了“復興絲路”計劃。亞行較早提出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計劃,與新絲路有異曲同工之處。
對比各個計劃,內容互有交叉。上述各計劃及我國的絲路帶,在內容上交集不少,大圈套小圈,圈圈相交,范圍上的最大公約數集中在中亞,向四方發散;內容上的最大公約數在經貿合作與道路建設。不同版本的“絲路”都視中亞為連同歐亞的物流、資源、經濟乃至政治樞紐,并寄望自己和這個樞紐“無縫對接”,更有效地拓展自身商路與經濟輻射圈,擴大本國的經濟、能源、安全外延。
從古絲路看今絲路,開放的絲路帶對我國最有利。古絲路從來不是排他與封閉的,而是包容和開放的,它并非只有一個端口,而是東西通達,四端通暢,可以聯通愿意連接的各個方向,共同推進商貿經濟與文化文明交流,促進和平共存。今天的絲路建設也應如此,各種絲路計劃存在大量交叉處,有許多利益共同點,可以通過各種平臺和交流機制,尋找各個版本的最大交集,建設開放的、四通八達的絲路。
從參與全球化的經驗看,不管誰來建設,我國最后都可能是最大獲益者之一。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我國雖不主導但積極參與,仍被國外看成最大受益者。特別是在全球價值鏈、國際分工深化的條件下,不可能以我國為主,即使我國只獲得鏈條中的不到10%,但仍是重要獲益者之一。現代絲路建設中,中美俄從不同方向從中亞向周邊聯通,最終結果可能不會將中亞切割成塊、或被一國操控,而是百川匯海,促進區域大聯通,參與各方皆能獲益。受益大小與自身優勢相關,中國作為絲路最重要的利益攸關者,有地緣優勢加經濟后盾,不管絲綢由誰建成,最終可能成為最大受益者。“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對我國來講主導權不重要,主動權才重要,得實惠更重要。
絲路建設的中美俄三國志中,與美合作對我國可能更有利。中亞的絲路角力中,主要在中美俄之間,且中國的政治社會影響力還低于美俄。這需要我們先分清合作競爭關系及相互利益關系。俄視中亞為自家后院和禁臠,不愿他國在此擴大影響力,排他意圖明顯,掌控意愿和能力都很強。
從當前來看,俄羅斯對我國絲路帶的建設存有一定疑心,國際上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是“中國霸權主義重現”,因此,俄羅斯對我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心存芥蒂。歐亞聯盟是俄羅斯力推的重點,歐亞聯盟與我國絲路帶存在重疊與競爭,今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推進可能將面臨一定挑戰。
從歷史教訓來看,俄從48萬平方公里的公國擴張為曾達2400多萬平方公里的帝國,與其鄰國曾有過節,中俄關系也幾經風云。俄對中國在上合組織的經貿合作建議遲疑不決,兩國商定的互聯互通推進緩慢,界河上幾個路橋建設已談多年,迄今未建成一座;石油管道一拖十多年,西線更是遙遙無期,也出現過炮轟中國貨船;強行關閉基佐夫市場,無數華商破產等等事件。對俄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專家、長期與俄打交道的外交家建議,借鑒“遠交近攻、離強合弱” 的古代智慧,處理兩國間的外交關系。我國作為大國,確實要妥善平衡好三國之間的關系,究竟是“戰術上聯俄掣美,實施連衡;還是戰略上和美制俄,實施連橫”,頗費思量。
美“新絲路計劃”有其地緣政治目的,相當于為中亞及西亞開辟了繞過俄的能源資源通道,威脅到俄油氣走廊的根本利益,俄對此頗為反感;但與我國同大于異,如果將其計劃向伊朗、土耳其延伸,則與絲路帶基本重合,大致相當于我國的第三、四線。同時,美國的計劃以區域經濟合作為抓手,這符合地區的利益,也是大勢所趨,中國不能逆勢而動,沒有理由在自己推動區域合作時反對他國的區域合作。而且從地緣上講,美國不是本地區國家,雖然新絲路是美國主導,但很難長期獲益,也不會與我國長期競爭。如果在絲路建設上與美合作,我國可搭美國計劃的便車,可緩解中俄在地緣政治上的緊張,可分解民族教派沖突、地區安全的風險。所以對于美“新絲路計劃”,我國可在戰略上樂觀其成,在戰術上視情參與。所以總體上看,絲路建設上我國與美國的公約數大于俄羅斯,對美合作大于競爭,而對俄最根本的是競爭,即使我國想敞開胸懷、合作共贏,最終也可能是俄方的防范與戰略扼制。
總之,中國作為中亞與絲路上的新來者、上升者,面對大國競相角力的現實,要有胸懷和遠見,講究策略和藝術,爭取突破“獨占、獨建、獨享”的傳統思維,倡導“共商、共推、共贏”的合作理念。我國的絲路帶建設要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從主導思維到結果思維,制定有限目標,用活“跟進”策略,學會“借雞生蛋”,多搞“合資”,盡量減少風險與阻力。
中國應堅持開放合作的建設理念,把共同利益做到最大,把彼此矛盾縮到最小。線路選擇是開放的,全方位聯通,四通八達。上合組織要與歐亞聯盟、美國的絲路計劃等有機結合,增進協力效應。主動謀劃與全方位合作。對于美國在絲路上的建設性作用,我國可持更積極的態度,對于其中對我國有利的事項,也可主動參與。繼續加強與俄溝通,即使推動俄換“準軌”難度大,也要促進貿易投資交通便利;參照俄進上合組織的做法,考慮加入歐亞經濟共同體的可行性,爭取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時,還要加強與印度、日本、歐盟、伊朗、土耳其等國的溝通與合作。
另外,還要充分利用國際多邊舞臺代表性強、阻力較小等優勢,深化與聯合國、亞行、世行、亞信、伊斯蘭銀行、國際道路聯盟等的合作,對于其與我國絲路帶建設相關的項目,要主動聯系,深度參與。要善于超前謀劃,充分發揮我國比較優勢,擇機在中國成立“國際(或歐亞)基礎設施建設組織”、“國際電子商務組織”等,繼續推動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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