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耕耘“中亞經濟帶”正當其時

　　絲綢之路始發于漢代，唐代達到鼎盛，此后千年漸趨沉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樂見中國的改革開放啟程，國際道路聯盟以打通“歐亞大陸橋”之名義，成為重啟絲綢之路的積極倡導者。然而，“歐亞大陸橋”概念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主要基于降低歐亞貿易運輸成本、縮短貨運時間的考慮。從根本上說，它與中國長期謀劃并積極推動的新絲綢之路所隱含的戰略意圖不可同日而語。

 

　　上世紀九十年初，前蘇東集團解體，前蘇聯在中亞的五個加盟共和國轉眼變成了五個獨立國家（簡稱“中亞五國”）。此后20余年間，盡管國際道路聯盟寄望的“歐亞大陸橋”建設毫無實質建樹，但中國與“中亞五國”的陸路交通干道建設卻異軍突起。時至今日，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陸路干線公路已大體打通。

 

　　而在2011年，經過重慶市及中央政府的努力，及相關國家的協同配合，渝新歐鐵路貨運通道——重慶—蘭州—新疆—荷蘭鹿特丹，已開行定期往返貨運列車。

 

　　由是，未來五年，中國與“中亞五國”將繼續致力于織密彼此的干線路網。打通新絲綢之路已有了相當不錯的前進起點和進一步向西延伸的實施基礎。而渝新歐鐵路在中國眼里雖只是新絲綢之路的一個“配角”，但這條貨運干線帶來的“貿易便利化”所產生的經貿合作效應，能為新絲綢之路向西推進提供現身說法的示范效應。

 

　　時至今日，國際道路聯盟所寄望的“歐亞大陸橋”，是一條東起連云港，西達荷蘭鹿特丹之橫跨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陸路交通大通道。而中國這些年積極倡導的新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的走向雖與“歐亞大陸橋”近乎一致，但從新疆阿拉山口進入哈薩克斯坦后，則分為北、中、南三條線路：

 

　　北線，由哈薩克斯坦阿克套北上與西伯利亞大鐵路接軌，經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通往西歐及北歐諸國。

 

　　中線，由哈薩克斯坦往俄羅斯、烏克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瑞士、德國、法國至英吉利海峽港口；或由哈薩克斯坦阿克套南下，沿吉爾吉斯斯坦邊境經烏茲別克斯坦塔什乾、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行至克拉斯諾沃茨克，過里海達阿塞拜疆的巴庫，再經格魯吉亞第比利斯及波季港，越黑海至保加利亞的瓦爾納，并經魯塞進入羅馬尼亞、匈牙利通往中歐諸國。

 

　　南線，由哈薩克斯坦經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向南入伊朗，至馬什哈德折向西，經德黑蘭、大不里士入土耳其，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經保加利亞通往中歐、西歐及南歐諸國。

 

　　明眼人由此明了，中國倡導的新絲綢之路，比西方主導的國際道路聯盟所寄望的“歐亞大陸橋”，無論沿線地域覆蓋程度，人口數量和國家數量，既有相同相通之處，亦有很大的不同。毫無疑問，中國倡導的新絲綢之路的建設遠景更具戰略視野，一旦此路得已打通，受益面無疑比“歐亞大陸橋”更為廣闊。簡言之，大國就得有大國視野，中國倡導新絲綢之路所展現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文化的“跨洲思維”能力，明顯高人一籌。按照中國構想，新絲綢之路可覆蓋歐亞40余個國家，30億人口。

 

　　構建橫跨兩大洲的新絲綢之路，具體操作一定有主角和配角之分，擔當主角者必須首先具備經濟體量和由此派生的經濟號召力以及政治影響力。改革開放35年重新塑造的中國，無疑是當仁不讓的推進主角。問題是，推進一項時間跨度至少需要幾十年的大戰略，在每個關鍵的時間節點上，必須選準切入點和重點突破方向。筆者以為，選準切入點和突破口，不妨“由西向東”作倒推式分析：

 

　　北歐和西歐統稱“老歐洲”，那兒屬于后工業化的成熟社會。新絲綢之路若到達了老歐洲的“家門口”，“老歐洲”各國自會樂享其成，因為它能為歐亞“貿易便利化”帶來相當不錯的收益。但若想讓“老歐洲”各國也能為構筑新絲綢之路出錢、出力，那無疑于天方夜譚——“老歐洲”精于算計鬼得很。

 

　　中歐尤其是東歐和南歐（簡稱“中東南歐”），屬于“老歐洲”之外的“欠發達板塊”，新絲綢之路對“中東南歐”的誘惑力不言而喻。但要“中東南歐”諸國心無旁騖、心甘情愿地當好配角，目前至少面臨多道現實障礙：第一，中國與“中東南歐”諸國的關系，普遍未達到“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層級。尤其是東南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后，要么一邊倒抱美國“大腿”，要不被美國和北約弄得支離破碎，其政治傾向身不由已；第二，雖經歷了二十余年的歷史巨變，但眼下“中東南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型遠未定型，導致政局欠穩，對華關系普遍采取機會主義加實用主義，就算它們有意與中國“走近”，在很大程度上還得先看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臉色；第三，就算各類有形無形的意識形態障礙和政治偏見均可拋棄，因深受歐債危機之重創，“中東南歐”諸國目前普遍面臨資金的嚴重短缺。一個猶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地緣政經板塊，短期內要想與中國進行深度合作明顯缺乏可行性。

 

　　遠交近攻一向是中國外交的智慧之一。相對于陸路距離6000公里之外“中東南歐”，目前已有相當合作基礎，最適宜中國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架下深度耕耘的，無疑是“中亞五國”。以五到十年為階段性努力周期，一旦“中亞五國”倚絲綢之路形成了“中亞經濟帶”之雛形，它即可對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乃至“中東南歐”地區形成誘惑、吸引和輻射，成為實現戰略設想的“步步為營”……

 

　　經過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代領導人一棒接一棒的接力，以及以央企為骨干的中資企業的持續努力，中國已擁有相當基礎去耕耘“中亞五國”。中國目前在“中亞五國”的存在，決非雙方的油氣合作那么單純，也不只局限于拿“中國制造”換取“中亞五國”的基礎原材料那般簡單。中國、中資、中企在“中亞五國”的存在，涉及交通、通訊、資源開采、電力、城市基礎設施、農業、教育、醫療、文化等方方面面。盡管美國、歐盟、日本均已插足“中亞五國”，甚至韓國與印度也力圖染指“中亞五國”分得一杯羹，而俄羅斯更將“中亞五國”視為其傳統勢力領地，但除了俄羅斯對“中亞五國”的人文影響中國尚無法與之相比外，中國與“中亞五國”的彼此依賴和倚重，其他大國已無法相提并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學教授張文木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對筆者思考“中亞五國”頗有啟發。張先生在《伊朗高原：中國西陲安全的“橋頭堡”》一文中，揭示了2000余年來，在西南亞地緣政治中最具歷史意義地理現象是，扎格羅斯山脈往東與興都庫什山、繼而與印度北面的喜馬拉雅山連為一體，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壯偉的、由西而東保障亞洲大陸“樞紐地帶”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天然戰略屏障。正是這道天然形成的戰略屏障，保障了中國西部邊陲的世代安寧。不過人類社會的發展足以改變亙古不變的歷史，就中國西部邊陲目前面臨的綜合性安全挑戰，僅靠天然屏障加以拱衛已遠遠不夠。就此，我們再回頭審視習主席為何在這個時候倡導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應當有恍然大悟之感。據此，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先精心耕耘“中亞經濟帶”無疑又是現階段力所能及的務實切入點和突破口。

 

　　中國民間，就中國與“中亞五國”的經貿合作，多少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利用心理。故而，往往把雙方的合作，膚淺地定位于滿足中國的油氣需求和油氣資源多元化之能源安全考量。可是，我們是否認真深入地思考過，“中亞五國”的油氣資源總是越開采越少而非越開采越多，幾十年之后，一旦“中亞五國”的油氣資源漸趨枯竭，而五國又缺乏新的經濟增長極，五國國內的民族矛盾很容易激化，“三股勢力”會否重新坐大失控？果真如是，中國西部安全將面臨極大而長久的威脅……所以，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而率先致力于打造“中亞經濟帶”，對于中國，已然上升到了幫助“中亞五國”建立起相對獨立、各具特色、立足本國資源稟賦之“造血功能”的戰略高度。具體來講，就是要趁“中亞五國”尚有足夠資源可作交換的有利時機，幫助它們建立起規模適度的“中亞制造”而非僅僅局限于“中亞油氣出口”。鑒于中國眼下已擁有全世界門類最齊全的制造業體系，幫助“中亞五國”打造“中亞制造”，中國乃當仁不讓、非我莫屬。屆時，中國對“中亞五國”的產品輸出將逐步轉變為裝備輸出，抑或二者并行。

 

　　不過，精心耕耘“中亞經濟帶”對中國而言，同樣面臨著不可回避的地緣政治風險。“中亞五國”目前同樣處于國家轉型階段，國內執政黨與反對黨的斗爭錯綜復雜，大國博弈的“魅影”無處不在，中國必須面對的“不確定性”是全方位的。另一方面，“中亞五國”也不同程度存在著對中國的利用加“借力”心態。這兩大因素，客觀上導致“中亞五國”在與大國相處時，紛紛采取“腳踩多條船”的機會主義加實用主義外交策略。這的確是中國民間包括部分學界人士對中國與“中亞五國”深度合作抱有疑慮的原因之一。而疑慮的核心是擔心中國將面來臨“雞飛蛋打”之尷尬。然而，在筆者看來，這恰恰強化了中國必須搶得先機、精心耕耘“中亞經濟帶”之戰略迫切而不是相反。

 

　　人們常說小國無外交。可人們若將中國與“中亞五國”作個互換，是否會對“中亞五國”目前普遍采取的“大國利益平衡戰略”多一點將心比心？現狀是，中國目前在“中亞五國”的各項基礎條件幾乎是最優的——若說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乃謀事在人、成事靠天，那么精心耕耘“中亞經濟帶”對于中國猶如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當今世界，經濟交往帶動人文交往，二者之互融程度越深越廣，彼此翻臉的成本就越高，高到彼此難以分離。所以，面對大國尤其是美國的從中作梗，無論“中亞五國”的政局如何演進，均不足以顛覆中國與“中亞五國”關系的“基本盤”。

 

　　精心耕耘“中亞經濟帶”，宏觀上說是國家間行為，微觀上則須以雙方和多方的企業為主體。國家之間致力于經濟帶規劃與協調，企業則成為經濟帶上各類項目的主要投資者、建設者和運營者。因此，對中方各類企業尤其是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參與“中亞經濟帶”建設要有舍我其誰的意識自覺和市場自覺。

 

　　然而，機會總是優先垂青有準備的企業。有意在未來的某個時段分享“中亞經濟帶”蛋糕的中資企業，從現在起，當有重點的研究“中亞五國”的歷史沿革、自然人文生態、法律架構、基礎設施、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市場準入、市場秩序，誰把這類研究、考察、論證的準備功課做得扎實到位，誰就能在未來的歲月中拔得投資開發、合作發展之頭籌。

 

　　（本文選編自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