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絲綢之路文明吸引世界目光

　　在悠久的歷史發展歷程中，絲綢之路由彼此孤立的小道發展成成熟的交通網絡，由起初單純的貿易和遷徙道路發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動脈。

 

　　近些年來，古老的絲綢之路重新煥發出種種生機。中國與中亞各國都加強了歐亞大陸橋的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規劃應運而生，在“絲綢之路”申遺上的合作呼之欲出，不一而足。最近，我國政府進一步提高了對絲綢之路現實價值和意義的認識。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上，穿過那難見端始的歷史時空，我們重新審視數千年來聯系著中國與亞歐眾多國家和民族的絲綢之路，回味其中層層積淀下的往來關系和深情厚誼，一切都顯得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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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起絲路起源，人們往往首先會想到張騫“鑿空”西域，然而其真正的發端要遠早于此

 

　　“絲綢之路”一詞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提起。當他穿過亞洲腹地來到中國的時候，極其驚嘆沿途所發現歷代遺留的大量中國絲綢，于是在其1877年出版的《中國——我的旅行成果》中用“絲綢之路”命名這條穿越中亞綠洲的古道。后來，伴隨典籍文獻的不斷挖掘和歷史文物的陸續發現，人們發現在自中國往西廣闊的陸海空間里，廣泛存在著中西往來的活動遺跡，可以區分為草原絲路、綠洲絲路、西南絲路及海上絲路等諸多干道。其中草原絲路分布最北，從蒙古高原經準噶爾盆地、哈薩克斯坦直到東歐草原和伊朗高原；綠洲絲路緊靠其南，穿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亞兩河流域直入小亞細亞和歐洲；西南絲路由四川成都起始，過橫斷山脈到印度再向西行；海上絲路則從閩粵各港口出發，過南海、東南亞各島和印度洋到地中海和東非沿岸。如果以文獻記載和文物出土的豐富程度來衡量，以中亞地區為中轉的草原和綠洲絲路最引世人注目。

 

　　談起絲路起源，人們往往首先會想到張騫“鑿空”西域。然而其真正的發端要遠早于此。萬余年前，天山南北某些地區已經有了我國東部海洋里的貝殼串珠。蒙古、遼沈出現奧瑞納文化特征的裸體女性雕像，米努辛斯克盆地雜陳夏商文化風格的青銅和陶制器物，孔雀河畔遷來屬于印歐人血統的吐火羅族，這些都在距今至少三千多年以前。汲冢古書中的《穆天子傳》，詳細記載了公元前十世紀周穆王游歷西域地區的歷史場景。他自宗周（今長安）出發，先后游歷鄯善、焉耆、于闐等地，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吉爾吉斯大草原。也有學者說他至少會見了阿爾泰山脈西北段的諸多草原部落。周穆王帶去大量中國絲絹、銅器、貝幣等，也受到西域各部族的熱情接待和饋贈。盡管《穆天子傳》的神話成分似過濃重，但不可否認它反映了當時我國中原王朝早期與西域各族交往和貿易的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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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張騫的英雄壯舉，開創了中國從民間到國家，由自發到自覺，頻率和規模驟增的一個對外交往的新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草原之路率先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開拓和繁榮。在阿爾泰山北坡的巴澤雷克古墓群里，發現了公元前七世紀乃至更早的中國絲綢，不但數量眾多，而且花紋圖案豐富而漂亮，某些還帶有精致的刺繡工藝。而據文獻記載，以關中為中心的秦國自此開始強大，秦穆公時期已經在用精美的幣帛大規模交換西域的牲畜、毛皮、玉石等。后來秦國吞并了隴西到金城一帶的西戎八國，直達河西走廊，由此疏通了東西往來的交通道路，使得中原與西域的貿易規模更為可觀。

 

　　與此同時，絲路中段的斯基泰游牧部落已常往返于從黑海沿岸到阿爾泰地區，販運黃金、絲綢等貨物。他們給西方世界留下難忘的印象，以至于被誤認為是生產絲綢的“塞里斯人”（“塞里斯”是西方文獻對中國人的最早稱呼）。希臘古文獻因而把“塞里斯人”描繪成“長著藍眼睛、紅頭發和白皙的皮膚”。在絲路西段，古波斯帝國已經建設起四通八達的“御道”及遍布的驛站，而亞歷山大東征則自希臘半島過兩河流域直到中亞地區的交通道路上建造了至少百余個“亞歷山大城”。雅典娜神廟諸多侍奉女神的美麗著裝，斯圖加特墓葬里貴族們的絲綢陪葬，無不印證至遲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國絲綢已經源源流入遙遠的歐洲。

 

　　不過，我們仍然必須正視張騫“鑿空”西域的巨大歷史作用。因為此前中國與西域的交往與聯系還是以民間和自發為主，規模亦頗有限。正是張騫的英雄壯舉，開創了中國從民間到國家，由自發到自覺，頻率和規模驟增的一個對外交往的新時代。

 

　　漢武帝時期，中國社會經濟高度繁榮，農業與手工業生產領先世界，紡織、冶鐵和漆器水平尤高，絲綢更是風靡世界。當時本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漢武帝自公元前138年始先后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在第一次出使中，張騫到達了大宛（今費爾干納）、康居（今撒馬爾罕）和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等地。在第二次出使中，張騫主使烏孫（今伊塞克湖一帶），并派副使聯絡了天山南北乃至更西地區各國。張騫的經略打通了綠洲絲路南北兩道，北道從玉門關向西北行，沿天山南麓經車師（前王庭在今吐魯番）、焉耆（今庫爾勒一帶）、龜茲（今庫車一帶）、溫宿（今阿克蘇一帶）等綠洲國家，過疏勒（今喀什一帶）和蔥嶺（在帕米爾高原），然后向西北至大宛、康國等地；南道從陽關向西南行，沿著昆侖山北麓經樓蘭（在孔雀河下游）、于闐（今和田地區）、莎車（今莎車縣），在疏勒與北道會合，過蔥嶺至阿姆河流域和伊朗高原諸國。分別從塔克拉瑪干沙漠兩邊的綠洲地區，然后越過蔥嶺西行。至此中國真正意義上了解和掌握了沿絲路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情況并與他們建立起了友好關系，使得綠洲絲路迅即暢通起來。據《史記》載，當時往來使者“相望于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在絡繹不絕的使者隊伍中，大量商人攜裹著絲綢和鐵器而去，再把西域的葡萄、苜蓿等帶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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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路繁榮促使大量中華文明如養蠶絲織、造紙印刷等技術西傳，西域各族文化如玻璃制造、祆教信仰等事物東傳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數百年分裂、動蕩，但中西絲路并未中斷。南北政權各以自己的特色保持和發展與西域各國的友好關系。特別是三國之曹魏、西晉和北魏、西魏和北周等，都在當時主導了中原與西域的往來。在此基礎上絲路走向成熟，終于在唐代邁至輝煌的頂峰。

 

　　這一階段，絲綢之路不斷向南北擴展，天山北麓出現“北新道”，許多山口、峽谷踏出支線，構成了一個巨大而稠密的絲路網絡。例如，從長江上游經青海湖、祁連山至新疆有青海道，穿過昆侖山向西南有烏弋山離道，先北行蒙古高原再西趨天山以北有回鶻道，連接天山南北更有五船道、他地道、烏骨道、焉耆道等。人們可以根據需要隨時更換道路，自由穿插，可謂“條條大道通羅馬”。

 

　　《唐書》云：“伊吾（今哈密）之右，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貢不絕”。當時與中國建立往來關系者多達“三百余國”，而更有大量的中國商人、工匠、將士等西行萬里，涌入中國的波斯人、粟特人、阿拉伯人等幾乎多不勝數。貿易的發達造就絲路上一個又一個新興都市。如庭州，唐代以前還是“其俗帳居，隨逐水草”的蠻荒之地，這時成為一個“（人）口九千九百六十四”的大城。還有碎葉，679年才在唐將王方翼帶領下建城，同世紀末就發展成西域著名的商業都市。前蘇聯學者在此發掘出大量絲織物、陶瓷以及唐錢“開元通寶”“乾元通寶”等，所反映出的商業繁榮令人瞠目。當然我們不能忘了，絲路繁榮促使大量中華文明如養蠶絲織、造紙印刷等技術西傳，西域各族文化如玻璃制造、祆教信仰等事物東傳，由此帶動了歐亞許多國家的發展，也給中國補充了多元的異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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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南海各港口出發，可以通過許多條航線到達波斯灣及其以西海域。專司外貿的市舶使和外國人聚居的蕃坊在廣州出現

 

　　8至9世紀，中國北方動蕩，經濟和文化重心開始南移，北方陸路受到影響，而南方海路后來居上。據賈耽《皇華四達記》、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新唐書·地理志》等文獻記述，從南海各港口出發，可以通過許多條航線到達波斯灣及其以西海域。專司外貿的市舶使和外國人聚居的蕃坊在廣州出現，而船體穩固巨大并有羅盤針準確導航的“唐舶”可以遠航西亞和非洲沿海各地。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行記里，僅居住在廣州的蕃客就多達12萬或20萬人。至于以后各代，兩宋鼓勵民間貿易，健全了市舶司制度；元、明大力發展海運，造就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中國人從“西域”轉向“西洋”，似乎趨向于依賴海上絲路，同時更加關注海洋文明。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陸上諸多絲路的消失。其實在此后的千余年里，陸上絲路從未塞斷。而在契丹影響中國和中亞的北遼、西遼時期，在蒙古締造起幾乎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時期，草原和綠洲絲路更曾達到不下于唐代的暢通和發達。從中國東北越大興安嶺往西，跨越蒙古高原直入中亞腹地，或到黑海和小亞細亞等廣大地區，沿途遼代和蒙元時期的出土文物仍然蔚為大觀。伊斯蘭風格的玻璃器、金銀器和各種雕像飾件等，在蒙古高原和遼沈地區頗為常見。而中國漢式陶藝、契丹鐵器等，在中亞乃至以西地區也都能見到。即使到了明代以長城自固、晚清備受列強蠶食的數百年里，中國北部尤其西北與中亞、西亞一帶的交往也沒有中斷，陳誠的使團、渥巴錫的部族、陜西回民的起義隊伍……照樣東來西往；而民間商幫、馬隊和各種移民更是迤邐而行，在在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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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絲綢之路開辟以來，中國就沒有停止過對外交往。也正是基于這種長期而穩固的對外交往，中華民族從歐亞各國各族那里學習了不少東西

 

　　有人說中國的文明借助于土地，長期以來閉關自守，其實這是對歷史的漠視或無知。自絲綢之路開辟以來，中國就沒有停止過對外交往。也正是基于這種長期而穩固的對外交往，中華民族從歐亞各國各族那里學習了不少東西，不斷補充新鮮血液，由此孕育出五千年長興不衰的中華文明，并在每一個時代代表著東方文明與西方世界相互交流。

 

　　在這悠久的歷史發展歷程中，絲綢之路由彼此孤立的小道發展成成熟的交通網絡，由起初單純的貿易和遷徙道路發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動脈。也有人說它是一座不塌的橋梁，自然同樣形象生動。說它是動脈，那是因為我們看到，正是通過它，東西方的物產互通有無，東西方的思想傳播交融。從美味的葡萄到精美的玉石，從驚艷的絲綢到潔白的紙張，優雅的希臘藝術，神秘的印度佛教，睿智的東方思想……東方和西方在這條7000余里的圣路上傳遞文明的火種，交流著文化的希冀。說它是橋梁，那是因為通過它，中國與歐亞廣大地區的國家和民族緊密連接在一起，共榮共興，不棄不離。

 

　　近些年來，古老的絲綢之路重新煥發出種種生機。中國與中亞各國都加強了歐亞大陸橋的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規劃應運而生，在“絲綢之路”申遺上的合作呼之欲出，不一而足。最近，我國政府進一步提高了對絲綢之路現實價值和意義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出訪中亞五國，達成石油、貿易等領域各種項目合作。這不僅重新將中國與中亞緊密相連，唇齒相依，而且拉動了東方亞太經濟圈與西方歐洲經濟圈的交流與合作，由此為中國復興之路在一定程度上鋪平了道路，為我們實現中國夢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在當今全球化的發展背景下，促進絲綢之路沿線的合作與發展，是對歷史文化的傳承也是對絲路各國共同繁榮的追求。相信不久的將來，古老的絲路文明必將吸引世界的目光。

 

　　（劉永連，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系研究所教授，研究生導師；王凱，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系研究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