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平:對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中俄合作研究的評估
2017-02-22 1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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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絲綢之路經濟帶自新疆西去,一出國門就是俄羅斯及其有強烈影響的中亞地區。因此,中俄合作特別是中俄在中亞地區的合作,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評估絲綢之路經濟帶自提出三年來所取得的成果,分析中俄在其中合作的問題、前景,對于進一步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國家主席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以來 有關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研究從國內到國外均呈現出空前高漲的熱度。截至2016年7月29日,在百度上,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可搜出596萬條信息?在俄文搜索引擎Яндекс上,以俄文“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шелковогопуги”(絲綢之路經濟帶)為關鍵詞可檢索出200萬條信息,以英文“Silk Road Economic Belt”則可檢索出69.1萬條信息。從Cnki(中國知網)上可檢索出中文論文64163條。即便上述信息和論文的99%是重復或垃圾,有價值或有用的論文的數量也是極為驚人的。在此情況下 作這方面評估,掛一漏萬是難免的。近年已有多篇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的綜述,提出了一些問題和看法,但問題是:檢索文獻單薄,沒有或僅有少許英文文獻。事實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已引起俄羅斯和中亞諸國的極大興趣,俄文文獻是不能忽視的。以下按從國內到國外(特別是俄文)順序,梳理相關文獻,并以此為基礎,對研究成果加以評估。(目前中國大陸還不具備谷歌搜索的條件,借用俄文搜索引擎Яндекс)。
國內研究成果
最早使用“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的是吉林大學朱顯平,當然,朱教授當時的說法與現在舉國上下談論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可同日而語。從絲綢之路經濟帶到“一帶一路”的研究發展迅速,首先是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提出的背景、緣起、定義、內涵及特征及與上海合作組織的關系的研究,如陸南泉、王海運、趙常慶、楊恕、胡鞍鋼、趙華勝、石澤、孫壯志、孫力、陳玉榮、陳繼東、馮玉軍、關貴海、劉華芹、王義桅、楊成等的研究成果。中央三部委2015年3月發布“一帶一路”的«愿景與行動»以后,隨著新問題不斷涌現,學者們開始討論建設路徑和面臨的挑戰以及風險問題。現在看來,國內學術界的詮釋性討論仍非常重要,許多重要問題因此得到比較符合實際的共識,這對于如何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及以后進一步沿伸的“一帶一路”的構建,意義重大,以下從七個方面展開分析。
1.倡議抑或戰略
應該說,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倡議,也是戰略,其實這是個內外有別的問題。對外,這是愿景,向這個“帶”內的國家人民發出“共建”的倡議?對內,則是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即在今后一個很長時間里推進、實施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起初關于這一問題的認識,許多人并不十分清楚,對外宣傳中沒有注意這一點,引起外人的一些誤會。現在,特別是三部委發布的“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后,就非常清楚了,但與外方交流時還須特別小心。
2.“西進戰略”抑或“大博弈”
有些同志將絲綢之路經濟帶歸納為“西進”戰略,并追源于王緝思2012年10月«環球時報»上的一篇文章。這在國內外引起高度關注。楊恕不同意絲綢之路經濟帶即“西進戰略”說,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應是“西部大開發”及“走出去”的升級,是向西的大開放,但也不是某些人以為的中國經濟重心西移。趙華勝則認為“西進戰略”是學術界用語,不是官方用語,盡管用詞不同,也有可商榷之處,但在加強向西發展的思想上,兩者是相通的。后來,王緝思回答美國媒體問到的“西進”時說:“首先考慮到的是中國內部的平衡”,“只是一種戰略思路,地緣經濟的設想”。其實,幾乎與王緝思文發表的同時,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刊登了美國兩學者拉菲羅.帕圖齊和亞歷山德羅.彼得森的文章«中國無意之中成就了帝國»,說什么美忽視了陸地廣闊的中亞地區的重要性,即麥金德爵士“世界島”的意義,如今中國在那里不斷加強地位,正不知不覺地成為中亞帝國。潘志平當即著文給予嚴正批駁。此文立即被譯成俄文,題為«誰將在中亞創建“帝國”»(Ктосоздаст"империю"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在俄羅斯和中亞的各大網站廣泛轉載,這是以地緣政治陸權說為引子,中美學者就中亞地緣政治態勢的交鋒。談及大國中亞的“大博弈”(GreatGame,或作“大游戲”),一般都要引據麥金德“世界島”說,趙華勝發文«中亞:誰的“大游戲”?»認為俄美是中亞“大游戲”的真正主角,俄美戰略競爭是中亞“大游戲”的基本內容。中俄在中亞關系的特征是共存與合作,而不是排斥和對抗。就此而言,中俄關系不是“大游戲”的主角,也不是中亞“大游戲”的主要內容。這應是對中俄美在中亞大國關系的準確解釋,對于在中亞地區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有重要意義。
3.戰略目標
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提出以來,國內各地各方面反響強烈,起初也出現一些不切實的想法,有以為是又一輪上項目、爭項目和“分蛋糕”的事,就所謂絲綢之路“起點”是西安、洛陽還是連云港,爭論得異常熱鬧。當然,隨著中央三部委«愿景與行動»文件出臺,這已不是問題。如果要為中國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做戰略設計,那么戰略目標是什么?討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能源合作論”,即認為能源合作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突破口”“重大引擎”。“占領市場論”,即提議要全面占領境外市場,甚至有人提出,“把你的商品賣到全世界去賺美元、賺盧布、賺歐元,那才叫本事”。“化解過剩產能論”,即無所顧忌地說:“有效化解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玻璃和船舶五大產能過剩行業”,“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構想,化解產能過剩,一舉數得”。
筆者認為,能源合作固然重要,境外市場也應發展,但應更多地考慮以下問題:在獲取當地的資源之時還能為當地提供什么?在大張旗鼓地進行油氣合作的同時,是否能為當地最希望的非資源性合作做點什么?經貿合作是否就是單純地推銷中國產品,是否能將經貿從貿易為主適度轉向資本、技術投資,以造福絲綢之路經濟帶相關國家人民的民生?至于“化解過剩產能”,不是好提法,也不一定靈 至少不宜公開鼓吹。沈丁立教授的研究報告«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不是另一個馬歇爾計劃»是對“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說”的批評。
4.國內核心區與其他省區關系
起初,各省市為其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中的地位爭論熱鬧,中央三部委文件明確新疆為構建中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何也?正如中國社科院邊疆所邢廣程所長所說的:“新疆的地理位置實在太重要了。”現正積極推進的六大經濟走廊中的三條主線(新歐亞,中國中亞西亞、中巴)都匯聚新疆出去,這就是地緣優勢。當然,如楊恕所言,國家不僅要重視新疆的發展及其對外經貿聯系,還應當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依托,帶動中國西部地區向西開放,推動中國的西部大開發向更高水平發展。
5.風險評估
從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提出之始,就有學者開始研究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面對的挑戰、障礙和風險問題。此后,做這方面工作的學者、機構愈來愈多,我們看到的有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全國地理學研究生聯合會(GPUC)和李偉主編的“一帶一路”國別風險評估報告。這些報告觀察的角度和專業背景不一,結論也不大一樣。李偉為國內著名反恐專家,其背后支撐的有中安特衛、國研智庫等智庫,給出一幅“一帶一路”65個國家按低、中、高、特高四級十色安全風險級別的地圖 令人印象深刻。而GPUC做的是商業投資風險,結論是阿聯酋最低,伊朗最高,但根據如何,似乎還得推敲。中國社科院王靈桂主編的«國外智庫看“一帶一路”»,現已出兩卷,搜集、整理、翻譯國外26個國家幾十家智庫近年發布的與“一帶一路”或多或少有聯系的四百余篇智庫報告和文章,為國內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6.“咫尺、天涯”
絲綢之路經濟帶從新疆出國門西去,第一站就是中亞五國,是繞不過去的樞紐地帶。我們對它們又了解多少呢?北京幾位專家的筆談題目很好:“中亞,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如乘南航航班由烏魯木齊到中亞國家的首都和主要城市,也就一兩個小時行程,但如專家所言:“我們與中亞似乎近在咫尺,但好象遠在天邊,這不只是指距離上的感受,而且還有到那里的難易程度,同時更是一種文化心態和文明上的隔閡”。出訪中亞國家,也會深感當地人幾乎不大了解中國。這種文化和心態上的不通,應是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大障礙之一,如何在人心相通的基礎上打造“命運共同體”,是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中之重。
7.層次深入
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方興未艾,在研究領域和層次上正向縱深發展。2015年11月6~7日中信改革發展基金會舉辦了高規格、高檔次的以“一帶一路與共同體建設”為主旨的絲路論壇,集中了國內外政界、商界、學界多領域專家圍繞基礎建設與互聯互通、經貿往來與投資融資、政治互信與風險防范、多樣性的跨文化交流四個主題講演。其中汪暉談到,“一帶一路”比較強調經濟,但我們提出的共同體建設不完全是一個經濟的共同體,社會、文化和宗教等都與經濟密切相關,并從路、橋、廊、帶推演出不同于過去那種“中心—邊緣”的世界秩序構想,展現了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一帶一路”的歷史哲學思考。比汪暉要年輕得多的兩位學者昝濤、殷之光,就“一帶一路”的歷史觀、世界觀與價值觀展開學術對話,雖有批評說論題過大、跑題,但還是有看頭的。近年,國內還出版了許多有關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一帶一路”的圖書,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光明日報組織的«改變世界經濟地理的一帶一路»于2015年年底出版,該書匯集了國內知名學者的精彩論述:如 認為“一帶一路”是“歷史地理背景和未來思考”(葛劍雄)、“全球視野下的大戰略構想”(喬良)、“新時期對外開放的龍頭”(湯敏),它迎來“經濟地理革命與共贏時代”(胡鞍鋼)、開創“國際發展合作新型模式”(林毅夫)、強調“倡導文明寬容、對話、共生共榮”(郝時遠),期望“更主動的姿態推動沿線國家教育合作”(瞿振元)。這是國內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的最新的重要成果。
國外研究成果
國外對此問題的研究不大平衡,主要取決于所在國、地區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關聯度。
1.俄羅斯
俄羅斯身處這條“帶”的主要線路之上,而處于樞紐地帶的中亞國家獨立已25年,但所受俄羅斯影響非常,“帶”的建設和涉及的問題,與俄羅斯的利益和命運休戚相關,其內部爭論之熱烈,那也是必然的。
自身利益的考量。在中國提出該構想后,俄羅斯一些高層和學者存有不小的困惑和疑慮,既有對中國的倡議不理解,更有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量。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弗拉基米爾.杰爾加喬夫(ВладимирДергачев)就不客氣地說,中國的計劃基于地緣政治考量,源于麥金德的陸權理論,俄羅斯不希望中國借助絲路經濟帶建設介入中亞地區。東方學者亞歷山大.克尼亞澤(АлександрКнязев)說 絲綢之路是中世紀的浪漫神話故事,俄羅斯政治家絕對不該支持中國這個神話故事,否則容易使中亞國家的公眾產生不再需要依賴俄羅斯的幻想。謝爾蓋.庫季亞羅夫(СергейКудияров)等學者把與中國合作比喻為面對“龍的擁抱”(ОгненныеобъятияДракона),呼吁對華經濟協作“不能在戰略立場上讓步”。俄遠東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亞歷山大.拉林(АлександрЛарин)談到莫斯科至北京的高鐵時說:“跨西伯利亞鐵路該怎么辦?對它來說新絲綢之路項目將帶來負面影響”,他堅持:“重要的是,在與中方圍繞經濟問題展開對話時,俄不能以弱者自居”。另一中國問題專家阿列克謝.馬斯洛夫(АлексейМаслов)在接受訪談時說:“有人說,中國會拯救我們處在危機中的經濟,提供我們因制裁而失去的一切。這是錯覺。中國解決的只會是自己的問題。”同時 另有一些專家、官員建議俄羅斯打消顧慮,與中國共建合作。俄高等經濟學院教授謝爾蓋.卡拉加諾夫(СергейКараганов)認為,對于俄羅斯來說,擁有中國這樣一個強大的鄰國,給俄帶來的是眾多機遇而不是危險。中國實現“向西轉”,對俄羅斯極其有利。俄羅斯外交學院教授亞歷山大.盧金(АлександрЛукин)表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促進上合組織框架內的多邊經濟合作,以及在上合組織領導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類似項目的合作,這有利于最大化地集中資金與資源,推動中亞地區國家的經濟合作,并防范區域外勢力的政治干擾。阿麗娜.莫爾德維諾娃(АринаМордвинова)則認為:俄羅斯不應將中國視為威脅,而要當作經濟上的競爭對手,需要找到俄中之間新的合作機會及利益契合點。俄歐亞經濟委員會一體化局局長維克托.斯帕斯基(ВикторСпасский)說:中俄在中亞利益對接,兩國互動,應立足于合作而非競爭。莫斯科卡內基基金會中心專家亞歷山大.加布耶夫(АлександрГабуев)就俄中關系出現困難,批評俄羅斯在處理重大問題上,如加入亞投行反應遲鈍,決策存在偏差,源于官僚制度效率低下,且缺少中國問題專家。
在中亞利益的考量。對于俄羅斯而言,中亞至關重要。俄羅斯強調,俄羅斯將包括中亞在內的獨聯體地區視為“特殊利益區”(сфера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хинтересов)。“特殊利益區”就是勢力范圍,習主席強調中國不在中亞經營勢力范圍,對俄羅斯這一敏感神經是有明確的針對性。2014年,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發布了«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內容、前景、制約因素»的報告,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須認真研究。該報告總體低調,它將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定義為:我們采取的是自我保護政策。總部在倫敦的非政府組織“更安全”(Safer world)近年發布的研究報告«中亞的十字路口»認為:“俄羅斯無法對抗中國的經濟活動,所以希望通過擴大歐亞經濟聯盟來重申其在中亞的地位。”知名專家阿列克賽.馬拉申科(АлексейМалашенко)分析:“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受到來自中國、美國和穆斯林世界三個方面的威脅”,但認為“中國在中亞只有經濟擴張,沒有對俄羅斯構成政治挑戰”。弗拉基米爾.斯科瑟列夫(ВладимирСкосырев)認為,俄羅斯無力阻礙北京的經濟擴張,俄中兩國應在中亞劃分責任區,出于某種默契,莫斯科似乎主要負責維護中亞安全,而北京承諾與俄羅斯一同開拓與中亞的經濟合作。更有俄羅斯媒體將這種關系形容為:在中亞,俄羅斯是保安(стражник),而中國是銀行家(банкир)。當年八面威風的超級大國蘇聯,淪落如此,俄羅斯的自尊心猶在。面對其淪落的敏感,還是要妥善相待的。
總之,俄羅斯的擔憂仍存。亞歷山大.加布耶夫在2016年3月在“一帶一路”主題午餐會上仍堅持認為,“俄羅斯原本對‘一帶一路’非常懷疑,擔心中國的影響會過渡到中亞,中亞是俄羅斯的傳統影響區。‘一帶一路’到底是什么,中國到底想干什么,我們還是不太清楚。后來,有了歐亞聯盟和‘一帶一路’的對接協調,俄羅斯開始覺得‘一帶一路’不是一個挑戰,而是有機會在里面.....這是一個好事。至于具體怎么辦,到現在是一個問題。”因此,總的來看,俄羅斯高層至今對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還是不大清楚。這再次說明,人心和文化上的溝通在與俄羅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具有重要意義。
2.中亞及沿線國家
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中亞的地緣位置必定在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一般說中亞五國,好像一個模樣,其實不然。塞巴斯蒂安.席克(SebastianSchiek)說:大概也就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特別愿意跟著俄羅斯走。哈薩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兩國民眾很信任俄羅斯因此大都支持歐亞一體化項目。實際上,在中亞,一個人口大國烏茲別克斯坦和一個地域領土大國哈薩克斯坦,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地位十分重要。
烏茲別克斯坦朝野上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持積極態度。2014年5月20日,烏茲別克斯坦時任總統卡里莫夫會見習主席時表示:烏方愿積極參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促進經貿往來和互聯互通,把烏茲別克斯坦的發展同中國的繁榮更緊密聯系在一起。烏茲別克斯坦總統辦公廳研究員弗拉基米爾.帕拉馬諾夫(ВлдимирПарамонов)說:“絲綢之路經濟帶是歐亞大陸發展的重大機遇。如果我們能夠看到,中國能為歐亞大陸和我們的國家帶來積極重大發展機遇,我會支持。”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于2015年6月15日簽署«關于在落實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框架下擴大互利經貿合作議定書»,表明兩國在這方面的合作非常順利。
哈薩克斯坦對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上的合作有獨特思路。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2014年年底提出“光明之路”(Сияющийпуть)新經濟政策,旨在大力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完善交通道路基礎設施。輿論反映,此“光明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不謀而合、高度契合。哈薩克斯坦學者努爾謝伊托夫(АбатНурсеитов)說,納扎爾巴耶夫總統提出的“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倡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重要補充和對接。“光明之路”的核心是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和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哈薩克斯坦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內擁有明顯的優勢。哈薩克斯坦學者阿姆列巴耶夫(АйдарАмребаев)建議,中哈之間的發展戰略如此順暢對接,由此可命名為“光明的絲綢之路”(СияющийШелковыйпуть)。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于2015年9月27日在聯大講話,提出“大歐亞”(БольшаяЕвразия)概念,主張將歐亞經濟聯盟、絲綢之路經濟帶及歐盟整合成21世紀統一的一體化項目,認為團結構建“大歐亞共同體”的時機已經到來。值得注意的是,納扎爾巴耶夫意在整合中俄歐三方,而完全忽略了美國的“愿望”。哈薩克斯坦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康斯坦丁.瑟羅耶日金(КонстатинСыроежкин)說,哈薩克斯坦完全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因為它與哈發展運輸基礎設施的“光明之路”構想十分契合。他還指出,顯而易見的是,歐亞經濟聯盟和絲綢之路經濟帶足以替代美國的“新絲路計劃”,正因為如此,美國對中俄兩國提出的構想難以接受。但在他看來,至今仍不清楚“一帶一路”構想到底是什么,是一個純粹的經濟方案還是中國對周邊國家的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構想?最近所有關于中國地緣政治倡議的討論都是圍繞中國的利益而進行的。至于各地區各國可從中獲得哪些好處和利益等合理問題,中國專家卻沒有給出答案。總的來看哈薩克斯坦方面對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相當積極,參與的興趣與日俱增。2015年哈薩克斯坦—德國大學國際合作研究所出版了一部論文集«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哈薩克斯坦現狀»該書匯集了哈薩克斯坦最重要的學者Б.К.蘇爾丹諾夫、К.Л.瑟羅耶日金、А.М.阿姆列巴耶夫、Д.Ш.穆罕默德扎諾娃、Р.Р布爾納舍夫、Е.И.魯堅科、М.К.納里巴耶夫、Е.Ю.薩多斯卡婭等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專題論文。
中國在中亞的影響。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在增大,但“威脅論”的陰影猶在。俄羅斯專家德米特里.普洛特尼科夫(ДмитрийПлотников)認為,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文化擴張勢頭不斷增強,這種擴張具有系統性和長期性,其中包括設立已經在全球遍地開花的孔子學院,用經濟和文化網絡將中亞與北京“捆綁”在一起。俄羅斯獨立記者雅羅斯拉夫.拉祖莫夫(ЯрoславЛазумов)認為:“從民眾角度說,盡管仍有對中國的恐懼癥,但近20多年來,中國在中亞的形象正在逐漸變好。哈薩克斯坦專家認為,近期一些針對中國投資者的抗議活動只是幌子,其根本問題是,總體中亞社會經濟日趨緊張,所有社會階層對現中亞政權出現了厭倦。如今,積極看待中國的不僅是政治家和精英,還有普通公民。”這里所謂“中國形象變好”是個新的提法,是否如此,還得認真實地調研。
沿線其他國家對此的關注度也有不同層次的提升。因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已提到開發日程,巴基斯坦對本課題的研究自然非常熱衷。巴基斯坦伊斯蘭堡政策研究中心在這方面的成果有:«為什么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亞洲很重要»(2015.4)、«巴基斯坦與中國“共同命運”»(2015.5)、«中巴經濟走廊和俾路支省因素»(2015.5)、«巴基斯坦對互聯互通項目的風險投資»(2015.6)等。據巴基斯坦學者穆罕默德.達耶姆.法齊勒分析,地方不滿、巴控克什米爾的地位和安全問題,是阻礙中巴經濟走廊計劃順利實現的三大因素。德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報告認為,由于中巴經濟走廊貫穿巴控克什米爾,“中巴經濟走廊可能會給印巴關系帶來額外的負擔。然而也有可能出現一種積極的情況,從長遠看,甚至有可能解決克什米爾沖突”。沿線的其他國家智庫近年做了一些有關“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課題和報告,主要有:阿富汗亞洲基金會的«中國的發展政策與西方世界:玩會聚還是玩平行»(2015.6),土耳其國際戰略研究所的«中國倡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在中亞地區的問題和優先項目»(2014.9)、«絲綢之路(陸上互通)在亞洲的復興»(2014.5)、«中亞:中國的觀點»(2015.1)等,以色列雷烏特研究所的«在兩個“絲綢之路”計劃中找出共同點»(2013.9)、«兩條“絲綢之路”殊途同歸»(2014.2)、«新絲綢之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2014.11)、«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麻煩»(2015.6)等,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一帶一路”:構建中國的新外交策略»(2015.7),法國歐盟安全研究所的«中國之路:新絲綢之路»(2014.5),英國的國際戰略研究所的«中國“新絲綢之路”為海灣國家帶來新的機遇»(2015.7),西班牙皇家國際和戰略研究所的«“新絲綢之路”途經伊朗»(2015.7),比利時歐洲之友的«共同的命運: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新絲綢之路”»(2014.10),哥本哈根大學軍事研究中心的«“一帶一路”:中國的大躍進»(2015.6),瑞典“安全和發展研究所”的«歐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2014.8)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會:«歐洲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3.域外國家
首先是美國,它雖遠在地球的那一端,但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總以為自己的國家利益遍及全球各地。當蘇聯一解體,美國就想方設法地要打進中亞,起初的八九年間,沒有多少進展。九一一事件后,借阿富汗反恐戰爭之機,美國把軍事基地打入中亞,后來在吉爾吉斯斯坦搞“顏色革命”,相繼提出“大中亞伙伴計劃”(GreaterCentralAsiaPartnershipInitiative,2005)和“新絲綢之路愿景”(NewSilkRoadVision,2011),至今也不見顯著成就。2016年年初美卡內基基金會又提出一份報告,標榜為“美國中亞政策3.0”。報告稱,中亞正經歷著從“歐亞到亞歐”的劇烈的地緣政治變化。中國的崛起及其實力在中亞地區的投射、俄羅斯的經濟衰退以及西方對中亞地區興趣的衰退使西方在中亞的影響力逐漸降低,中亞倒向中國并向俄羅斯尋求安全庇護是必然結果。因此,美國應該適時調整中亞政策,摒棄不切實際的目標。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應該放棄中亞———美國應該更加腳踏實地,通過將其他周邊國家納入多邊合作框架以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是看來,美國在亞太搞“再平衡”咄咄逼人,但在歐亞比較低調,面對熱熱鬧鬧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冷眼旁觀。而其學者則不時參與研究,為其政府提出對策服務。
美國史汀生中心的報告«中國的新絲綢之路把三個大陸聯系起來»(2015.4)說:“盡管這一計劃聲勢浩大,但‘一帶一路’并不容易讓人買賬”。馬歇爾基金會的報告«中國把中亞上海化了吧»(2013.10)說:“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推而廣之,其在中亞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俄羅斯為代價的”。詹姆斯敦基金會的一個報告題目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遇見了阿聯酋的“東向”政策»(2015.5)。卡內基基金會的報告«為什么美國不再得到亞洲»(2011.10)非常擔憂:“亞洲正在蓬勃發展,然而美國對此卻缺乏準備,如果忽視亞洲的新變化,不盡快適應并發展應對方案,美國將在亞洲的未來缺席。”布魯斯基金會的報告«“西進”:中國應對美國的再平衡»(2013.1)認為,源于王緝思“西進”戰略之說“為中國提供了更多的反對華盛頓的力量”。這個基金會的另一份報告«中國為什么走向歐洲»(2015.7)強調:歐洲在加強與中國的合作的同時也必須重視與美國的交流。歐盟各成員國之間必須加強內部互相合作來保證不被分化。國際與戰略研究所的報告«亞太環通:中亞的大博弈»(2014.9)的結論是:“從長遠看,中國不可能會接受地緣政治的束縛。這場21世紀宏在的博弈已經開始了”。這個研究所的另一份最新報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2016.3)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肯定有一個潛在的地緣戰略元素,雖然被外國,尤其是美國的觀察家夸大”......它似乎更多地在推進北京的主要經濟指標,而不地緣戰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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