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我國與中亞“貿易暢通”

　　聚焦“一帶一路”國際研討會（5） 

 

　　自習近平主席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以來，沿線各國高度關注并給予積極響應。5月25日至6月1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研組一行6人赴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就如何深化雙邊經貿合作進行實地調研。針對調研中發現的問題和利益契合點，提出了有關政策建議。

 

　　一、 我國與中亞經貿合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投資政策環境趨緊。受訪國投資政策變動隨意性較大，政府監管力度不夠，一些執法部門還存在執法不嚴、歧視外商或不作為情況，如哈國外貿領域存在通關環節、技術性和服務貿易等主要壁壘。現行有關勞工政策對外籍勞務人員的配額數量、受教育程度、專業水平、工作年限等都提出了嚴格要求，而當地的勞動力技術水平總體偏低，往往難以適應中資企業的崗位需求。座談中企業普遍反映，這一政策對勞務簽證、企業招工影響較大。中吉經貿合作存在一定的政治風險，吉國官員腐敗比較嚴重。據了解，中資企業在吉投資之初即被征收較高費用，名義上用于環境發展基金。一些政治派別組織當地民眾干擾企業正常生產活動時有發生。

 

　　二是貨物運輸效率不高。貨物運輸主要依靠公路和鐵路，而鐵路運輸存在鐵軌標準不同、各段運輸線經營主體不同、往返貨物運量不平衡等問題。通關也缺乏效率，口岸貨物運輸量因而受到較大影響。哈國海關監管中有法不依情況較為普遍，比如，對農產品技術標準執行較隨意。吉國海關通關手續較繁瑣，一般貨物至少需要3—5天時間才能放關，每天還要征收一定費用，對于小規模進口商來說，無疑增加了不少交易成本。

 

　　三是金融服務支撐能力較弱。哈、吉兩國金融服務業不夠發達，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雙邊投資貿易合作。以哈國為例，其一，雙方本幣結算占比很小，人民幣結算占比不到貿易總結算的2％。雖然在2011年雙方簽署了70億美元的本幣互換協議，但由于貸款、資金支持等方面條件苛刻，至今尚未對兩國貿易本幣結算起到實質性作用。其二，雙方本幣結算仍采取代理行、清算行和NRA賬戶等多種方式，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網絡結算體系，容易造成結算時效低、覆蓋面窄、手續費較高等諸多不便。其三，金融監管政策調整存在不確定性。座談中企業反映，以往中資銀行可以通過總行提供保函擔保，允許開展十倍于資本金的融資試點，目前哈方無故暫停這一業務，直接影響了中資銀行在哈業務開展能力。

 

　　四是互信基礎有待夯實。近年來，中哈、中吉高層交往密切，兩國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積極響應，也表現出共同發展的強烈愿望。然而，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中卻發生扭曲，經常設置許多限制性措施，民間交往的互信基礎較差。

 

　　當地民眾對我國發展可能帶來的領土爭議、資源環境等問題存在憂慮，同時也有語言習俗、價值觀念的差異和沖突。在與兩國官方智庫座談交流時，他們認為，中資企業不太注重形象宣傳和社會責任，自律性較差，有時不愿通過正常法律渠道解決問題。

 

　　二、 深化雙邊經貿合作的利益契合點

 

　　2013年，中國已分別成為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第一、二大貿易伙伴。調研中了解到，在深化雙邊經貿合作中有著許多利益契合點。

 

　　1．能源和礦產資源產業鏈合作。哈、吉能源和礦產資源豐富，已經成為兩國的主要出口商品，未來我國資源能源的進口依存度仍處于上升狀態。將我國成熟的制造業與豐富的上游資源相結合，采取合資或獨資方式在國外進行投資建廠，提高資源就地加工轉化能力，有利于緩解我國資源進口壓力，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供應，也能有效提升哈、吉兩國資源深加工水平，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2．基礎設施領域合作。中亞地區鐵路干線、航空樞紐港、油氣運輸管道建設總體滯后，沒有形成安全暢通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城市道路建設、管網設施也比較落后，仍有很大改善空間。這些都是哈、吉兩國政府鼓勵的優先發展產業領域。采取政府合作投資、企業承建的方式，能夠將鋼鐵、水泥等國內過剩產能轉移出去，有利于提升哈、吉等國基礎設施水平，促進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3．農產品貿易合作。中吉農產品貿易互補性強，近年來貿易規模逐漸擴大、種類呈現多元化。吉國畜牧業較為發達，尤其是活動物產品出口有較強競爭力，但農業綜合生產加工能力較弱。相比之下，我國勞動密集型食品加工業比較成熟，雙方在進一步優化農產品貿易結構方面合作空間廣闊。中哈農業領域合作潛力巨大，哈國是中亞地區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和出口國，每年大約有1500萬噸天然有機小麥可供出口，能夠滿足中哈邊境居民糧食需要，有效降低其他渠道的運輸成本，但也存在檢驗檢疫、密封包裝標準不統一，以及進口配額限制等問題，雙方需要在溝通合作中妥善解決。

 

　　4．水電資源開發利用。這里主要指中吉之間合作。吉國政府高層認為，與我國發展雙邊互惠貿易，吸引中資企業投資共同開發豐富的水電資源，有利于促進當地經濟快速發展。對我國尤其是新疆地區而言，在有效規避跨界河流矛盾糾紛的前提下，積極廣泛參與吉國水電建設，符合國家對外戰略方針和新疆切身利益。有序推動水電、電力等能源合作的同時，也將推動我國優勢電力技術、裝備制造業走出去。

 

　　三、 政策建議

 

　　一是構建多邊各層級交流協商機制。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組織、亞信峰會和亞洲合作對話等現有平臺，加強與歐亞經濟聯盟各領域的溝通合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開辟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繼續保持與中亞國家各層級政府的政策溝通協調，逐步推進與沿線各國海關監管和檢驗檢疫標準互認，推動世貿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實施，提高技術性貿易措施透明度，促進高層互訪達成的共識真正落到實處。與此同時，還要深入推進民間團體、中資企業與當地民眾的交流合作，將投資貿易項目與當地民眾需求相結合，真正筑牢雙方各層次特別是基層互信基礎。

 

　　二是將企業走出去與產業轉移相結合。充分發揮央企等骨干企業的帶動作用，同時也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重點瞄準能源化工、機械制造、基礎設施等領域，結合中亞各國資源稟賦，按照產業鏈分工和關聯產業布局，加強對企業走出去的指導協調，推動同行業企業實施差別化經營。創新對外投資合作方式，推進重大項目“跨行業、跨領域”投資，帶動技術、設備、標準和服務走出去，實現水泥鋼鐵、加工制造等產業轉移。

 

　　三是積極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目前我國與中亞國家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但尚未形成人民幣國際結算體系。應積極推廣互設本幣賬戶結算、境內人民幣轉賬結算。加強與哈、吉等中亞國家貿易金融合作，疏通人民幣清算渠道，降低貸款準入門檻。通過協商方式搭建金融結算服務平臺，完善支付結算的相關政策安排和區域內的票據階段聯合結算、銀行卡網絡互聯，逐步建立統一的支付結算網絡體系。

 

　　四是強化境外投資風險防控意識。中亞國家政局總體穩定，但局部地區的政治風險也不可忽視。當地政府及民眾對中資企業還存在“掠奪式投資”的誤解，產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社會風險。此外，各類稅收、投資、產業等方面的政策不確定性因素依然存在。因此，企業要充分熟悉投資國的政策環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和加強自律的同時，加強與當地社區民眾、新聞媒體、非政府組織的充分溝通交流，最大限度規避對外投資貿易過程中的各種風險。有關政府部門、行業組織也要做好投資風險評估工作，提供相應的風險預警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