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中國的隴海蘭新鐵路與原蘇聯的土西鐵路接軌、1992年新亞歐大陸橋正式開通運營以來,開創了大陸橋事業發展的一個新時代,這條被稱為“新亞歐大陸橋”的跨國運輸大動脈,為溝通亞歐經濟和文化聯系、促進中國和中亞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該經濟帶中國段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而卓有成效的作用,并且還將長久地為中國西部大開發發揮著作用。BD6大陸橋物流聯盟
我們說,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要想順利地走向成功,兩個因素必不可少,那就是理論的導引和從業者不懈的努力實踐。大陸橋運營的日益繁榮和成功,當然是業界同仁艱苦努力的結果,其中也少不了理論的指導。但是,如果我們不加以粉飾的話,我敢這樣說,與大陸橋運營實踐快速發展相比,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大陸橋理論研究相比,進入21世紀以來,大陸橋理論研究遠遠滯后于大陸橋運行實際,多年來難見到創新之論,缺乏對大陸橋事業發展的導引價值,更不要說理論研究的體系了。事實上,已經容不得理論界不承認,陸橋理論研究這輛破車,早已無法拉動或者說推動大陸橋事業的發展,自身已經陷入“泥濘區”,并且越陷越深,難以自拔!BD6大陸橋物流聯盟
筆者這樣說,并非駭人聽聞,來簡單回視或者說瀏覽一下近年來的大陸橋理論研究狀況,只能讓真正從事大陸橋理論研究的學者汗顏。本人認為,目前的理論研究呈現出的“四化特點”: 理論研究滯后化,起不到導引實踐作用;理論研究本位化,難以適用于全線發展;理論研究功利化,缺乏純粹的學術意義;理論研究松散化,形不成陸橋理論體系。
在揭示這些現狀之前,首先聲明,筆者本身并非陸橋理論研究專家,撰寫本文也并非對陸橋理論研究進行述評,加之本人所見大陸橋理論研究成果并不十分全面,只是有感于大陸橋理論研究的不足,善意地激發一下大陸橋理論界的專家學者,涉及到哪位先生女士,雖多有得罪卻并無貶惡之意。尚若能引起學界重視則不勝欣慰。
一、理論研究滯后化,起不到導引實踐作用
筆者目力所及,發現關于大陸橋理論研究的陣地不足,《大陸橋視野》是大陸橋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指導的一個重要陣地,《淮海工學院學報》是開設“陸橋經濟研究” 專門欄目的極其少有(盡管我尚沒有看到過其他雜志有此欄目,但仍不敢輕言“唯一”)的一家學術刊物,其他一些物流經濟、港口研究、交通管理、經濟方面的刊物只能偶爾見到極少量的大陸橋理論研究文章。與陣地不足的同時,大陸橋理論研究機構嚴重匱乏,這也是大陸橋理論研究滯后,跟不上大陸橋運行實踐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業界大約都還記得,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以羅棟生先生為代表的大陸橋理論研究的開拓者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理論突破,對引導大陸橋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
羅先生和一批連云港的學者創立的人類經濟發展三個時代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人地觀的新發展,成就了大陸橋理論研究的一座高峰。羅先生的《亞歐新海大陸橋研究》(1990)、張建民等人的《中國陸橋經濟》(1989)、馬洪的《新的亞歐大陸橋》(1993)、洪鈞的《國際大通道》(1992)等是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較早研究大陸橋的專著,進入九十年代中期有古龍高的《新亞歐大陸橋經濟方略》(1996)、高振剛的《新亞歐大陸橋戰略研究》等,在早期理論基礎上有所發展。然而,可惜的是,大約羅先生年事已高的因素,后來也少見先生再有突破性的新論,先生后來的《第三個時代》(1996)、《泱泱大道》(1999)基本就是對自己的理論思想的梳理匯集。進入21世紀,作為大陸橋理論研究重要基地的連云港,雖不斷有大陸橋研究文章發表,但卻再也見不到讓人眼睛一亮的新鮮作品。與新理論匱乏的同時,大陸橋的運行實踐卻如火如荼的發展著,期間,一些研究者也偶爾有點和大陸橋區域發展“與時俱進”的文章,但大多就事論事,比如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發展,研究“保稅區”“自由港”“區域連動”“產業帶”等等,跟著大陸橋事業發展帶來的新問題,極具功利性地“與時俱進”去跟風,找不到自己的新理論,沒有突破,理論研究嚴重滯后,根本起不到對于大陸橋發展實際導引作用。
二、理論研究本位化,難以適用于全線發展
翻開近年來的大陸橋理論研究文章,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看到文章標題就能知道作者是何方圣賢,因為大陸橋理論研究走入了一個怪圈之中,那就是理論研究越來越呈現出本位主義色彩,比如連云港的理論學者,像古龍高,雖不斷有新文章,可始終研究的是“連云港”“東隴海經濟帶”“蘇北魯南”,且古先生的研究走入實證研究的特定模式;日照自高振剛后,陸橋理論研究已經走進死胡同。徐州的一些大陸橋專家,像徐州師范大學朱傳耿等人的研究,總離不開“徐州都市圈”“徐州城市發展”“東隴海發展極”等;中國礦業大學王震聲等人的研究總離不開“沿橋礦產資源”。以西安為中心一些專家,研究總是落腳在“中西部開放開發”“內地陸港建設”“某某地區的區域經濟帶發展研究”等等方面。從申培德的文章一看就知道他是蘭州圣賢,他的研究多具有蘭州、西部、鐵道等特點。新疆的大陸橋理論研究和實踐者,他們研究大陸橋大多帶有新疆區域經濟以及和中亞溝通聯合等等地域色彩。
大陸橋理論研究成了為我所用的道具,雖說都是在研究大陸橋,但卻各彈各的弦,各唱各的調。研究的“成果”(假如算是成果的話)幾乎見不到宏觀的東西,微觀局部的適應本地區的研究,只能為自己的本位主義所用,無法用來指導其他區域的陸橋發展實際,更不要說用以引導大陸橋全線建設與發展了。
三、理論研究功利化,缺乏純粹的學術意義
近年來,陸橋理論研究鮮有專著問世,和長三角、珠三角掀起的陣陣研究熱潮相比,大陸橋研究只能望其項背。2005年出版的《新亞歐大陸橋政策的評估和優化研究》,是近年來少有的純粹意義上的大陸橋理論研究的專著,作者是南京大學的李廣成博士。李先生嘗試運用政策科學等理論和方法研究探討分析了我國政府開發建設大陸橋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運用政策評估的方法對新亞歐大陸橋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系統的評估,借鑒國際上發展大陸橋的經驗,對其政策進行優化。應該說這部陸橋研究專著的選題非常的好,畢竟是博士論文,頗有些學術含量。
然而,如果不是做博士論文的需要,本可以使這部書做成為大陸橋理論研究選題的經典,能夠把博士論文選題選在陸橋理論研究上,本身已經難能可貴了。
瀏覽近年來的大陸橋研究文章,《大陸橋視野》、《中國海洋報》、某些高校《學報》乃至一些會議的《論文集》等,然而,我不得不遺憾地認為,除了為數不多的幾篇尚有一定意義外,其余大多是談所謂整合資源、延伸大陸橋功能,宣傳地方經濟,大多始終站在為政府服務的立場上,導致學者們的理論文章稍許有些觀點也被政府御用的功利性所被淹沒。查閱網上,有些陸橋理論文章。純粹是為了寫文章而搞創作,有應付嫌疑。這也就難免使他們的理論研究縱深開掘不足,有點人大代表議案的遺風。
此外,還有很多的所謂大陸橋理論研究的論文,其產生就是基于功利性目的:比如一些高校的研究生們為了作業或者學位,更多的一些人為了評職稱,或者為了項目的草率結題,為了考核需要等等,托關系花錢發表一些所謂的論文。理論研究的功利化,導致大陸橋理論研究文章大多缺乏純粹的學術意義。
四、理論研究松散化,形不成陸橋理論體系
大陸橋理論研究除了地域化傾向、本位化嚴重外,還呈現出松散化趨向。研究者各自為陣、各地為陣、各行業為陣。搞管理的套用公共管理和公共決策理論;搞物流的嫁接交通理論;搞推介的借助營銷理論;搞區域經濟的常用發展極理論等等,不一而足。理論研究不僅形不成整體的概念,就從一些所謂理論專家的研究“成果”來看,每個專家自身的研究也比較松散,在全國范圍內無法找到真正的大陸橋領域某個方面的專家。許許多多專家常常是以“萬金油”自居,只要有關于大陸橋的研討,都能到場“忽悠”一番:昨天開大陸橋旅游研討會,他去作“構建大陸橋旅游文化帶”的報告;今天有大陸橋物流論壇,他就來一篇“物流通道建設”的論文;明天有大陸橋區域發展研討,他也會來一通“區域合作機制”的演講;后天再有大陸橋經濟帶建設研討,他說不準還能拿出一篇“經濟帶產業布局”的高論。個人如此,整體更糟糕,到目前為止大陸橋理論研究沒有一支真正稱得上過硬的團隊,理論家們還處于散兵游勇狀態。理論研究處于非理性的狀態,“成果”也難以整合有價值的東西,大多屬于局部的實用主義的貨色,更不要說理論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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