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超國家”夢想
2013-03-23 20: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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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國際——共產主義的“超國家”思想
1919年 3月成立、1943年 6月解散的第三國際與第三羅馬有很多相同之處,換用現在流行話語,“共產國際”是“第三羅馬”意識形態的升級版,是用社會主義語言包裝的“第三羅馬2.0”版本,是用意識形態語言包裝俄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的階段。
從蘇聯時期,莫斯科當時被稱為“社會主義的麥加”、“國際共產主義共和國的心臟”、“世界蘇維埃聯邦的總指揮部”就可以窺其實質。對第三國際的通俗解釋是,“蘇維埃真理不僅可以在一個國家獲得成功,因為就其‘救世’的性質而言,它可以擔當世界的拯救者”。普通的俄國老百姓認為“第三羅馬”和“第三國際”沒有什么實質的不同,從1919年第三國際成立時反對它的組織叫“圣靈第四國際”可以看出來,第三羅馬渴望而沒有實現的愿望第三國際都實現了,第三國際也是一個神圣帝國,也是以正統的思想為基礎的,也是以俄羅斯人引領世界潮流的。在這里兩個救世主——俄國人的救世主和無產階級的救世主——是相互重疊無法區分的。
十月革命時蘇維埃的領導人都懷有不可抑制的“世界革命”的激情,這里面既有現實政治的需要,也有“彌賽亞精神”沉積散發的效用。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革命后的蘇俄會孤立地存活。俄國革命被看作是掀起歐洲革命的沖鋒號,是推歐洲革命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列寧認為,只要俄國發生了革命,整個歐洲都會很快行動起來,只要俄國首先在資本主義鏈條上打開缺口,不愁歐洲無產階級的整個方陣不會跟上。
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時的宣言上寫著:“只要我們沒有建立全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我們革命的無產階級就不會刀劍入鞘。”在第三國際的歷次代表大會上,所有發言人的結束語都是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共產國際就是籌備世界革命的總司令部。列寧認為,從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就應該在一個“總指揮部”的指導下運行,各國的運動都必須在第三國際范圍內統一協調,斯大林甚至把對蘇聯的態度作為區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標。(參閱《斯大林全集》第10卷,47頁。)
為此布哈林提出“紅色干涉”的口號,托洛茨基提出組建一支騎兵軍,去遠征印度,策動南亞的革命。1919年蘇俄還組建過一支不屬于紅軍的“蘇維埃多民族特別軍”,并由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司令瓦采季斯統一指揮。季諾維也夫樂觀地認為,不出兩三年,整個歐洲就會蘇維埃化。
1920年紅軍曾進入伊朗,建立過“吉朗人民共和國”,1921年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借口消滅白軍強行進入蒙古,扶植建立了親蘇的政權。蘇維埃政權還曾組織過以庫西寧為首的芬蘭政府和以捷爾任斯基為首的波蘭政府,對波羅的海三國也兵戎相見。在西方受挫以后,又改換“西守東進”的策略,在東方四面出擊,尤其是在中國,命令遠東局聯合孫中山,改造國民黨,組建中國共產黨。所有這些行動,就像梁啟超所說的:都隱含著“使全世界各弱小國家歸順蘇俄”的用意。(參閱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110頁。)
第三國際策動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大一統的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產國際就是超國家的共產主義聯盟的雛形,是蘇俄對外政策的工具。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說:“歷史的火車頭帶動我們去建立國際革命蘇維埃”(《真理報》1918年1月29日),新的國際采取的是“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的形式。
1920年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專門討論了“國際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具體事宜。列寧在為此起草的文件中說:通過聯邦制來實現蘇維埃制度,把無產階級專政由一國的專政變成國際的專政(即至少是幾個先進國家的,對全世界政治能夠起決定性影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愈發迫切了。為了確保俄共的老大地位,列寧為申請參加第三國際的共產黨規定了20個條件,特別強調,“一切愿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當改變自己的名稱。都應該稱為:某國共產黨(第三國際支部)”,所有的他國黨作為支部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領導,并向其宣誓效忠。共產國際對其直接實行組織控制,完全可以憑他們的考慮選擇該國共產黨領導人,旨在于使他們“布爾什維克化”和“俄國利益化”。
1922年蘇聯成立的時候,就名稱問題曾有過一番爭議。有人提議,目前其他地區的革命尚且遙遠,而歐洲革命指日可待,因此可以“歐洲社會主義聯邦”為名,簡稱“歐聯”。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他們詰問到,那是否意味著以后亞洲社會主義國家便不能加入“歐聯”?最后大家覺得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命名更妥當,這樣凡是蘇維埃國體形式的國家都可以參加進來。蘇聯在成立宣言中強調說:這種國體形式“保證現有的或將來產生的一切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都可以加入聯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成立宣言》,見《蘇聯民族問題文獻選編》社科出版社1987年,73頁。)
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前夕,托洛茨基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文中說:“從前教會常說:光來自東方,其實在我們的時代,革命已在東方開始了。”接下來他寫道:不再是在歐洲徘徊的共產主義幽靈,而現在在歐洲大陸上昂首闊步的是有血有肉的共產主義了。歐洲不能不看到拯救歐洲的只有全大陸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一旦德國加入這個聯邦,蘇維埃意大利和蘇維埃法國也都會加入,只不過是早一個月遲一個月罷了。(多伊徹:《武裝的先知》,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494頁。)亞洲的蘇維埃國家也會進入到我們的行列中來,將來我們的蘇維埃聯邦會無比壯大。如果暫時還達不到“大蘇維埃聯邦”的設想,那么就掌控這些民族的領土,培養維護蘇維埃俄國利益的勢力也極為重要。
1920年列寧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宣告:“我們將手挽手地同德國蘇維埃政府一起前進,這已為時不遠了。”正因為如此,紅軍把波蘭人趕出烏克蘭后,列寧主張打波蘭,以便穿過波蘭去幫助德國。當時的口號是:只有蘇維埃華沙紅旗飄,我們才罷休。
蘇波戰爭是為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打出國界的軍事行動,當時認為波蘭是俄國通向歐洲、社會主義革命通向世界的必經之路,打下了華沙,德國革命就為期不遠了,整個西歐的革命便指日可待。俄共對其所屬的波蘭支部是這樣教導的,“沒有俄國的自由,就沒有波蘭的自由”,紅軍的對波戰爭是“正義之師”的“解放行動”。1920年托洛茨基以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下達了“把白色波蘭變成廢墟”、“英雄們,向華沙前進!”“向西進軍!”(Маршна Варшаву назапад)的動員令,并撥款10億盧布組建“紅軍波蘭第一集團軍”和波蘭臨時革命委員會,準備隨紅軍接收波蘭政府。
在部隊動員的時候,列寧、托洛茨基反復向部隊強調,我們是解放者和拯救者,是去幫助波蘭工人階級擺脫奴役,而波蘭政府的進攻是違反本國工人階級意志的,紅軍的到來將會受到波蘭民眾的歡迎,我們將在白色波蘭的尸體上,和自由獨立的波蘭工農會師。列寧說:“要譴責保衛祖國的思想”,號召波蘭工人“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而犧牲民族利益”。
和中國在抗戰時提出的民族利益高于階級利益相反,第三國際從來認為工人階級不應該對保衛資產階級的祖國感興趣,所以不給本國政府以任何支持,而要把社會主義事業放在一切利益之上。但實際上蘇俄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口實下,維護的是大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列寧坦陳:沒有料到波蘭這一在俄羅斯傳統上“附屬小國”骨頭那么難啃。他說:“為了結束戰爭,必須給那個竟還敢于玩弄戰火的最后一個鄰國永遠不能忘記的教訓,我們應該好好地教訓他們一頓,讓他們告誡自己的子孫后代永遠不再玩火”。(《列寧全集》第2版)
1920年2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全世界工人譴責波蘭對紅軍的反擊。蘇維埃俄國的入侵就是國際無產階級的表現,就是捍衛革命的勝利果實,而波蘭的自衛就是國際帝國主義支持的地主階級的強盜行徑,就是對蘇維埃的武裝干涉。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1918年11月11日重新獲得獨立的波蘭人絲毫不認同蘇俄的“大蘇維埃”構想,他們以愛國主義概念團結一致。社會黨領袖畢蘇斯基說:不管紅軍打著什么旗號,不管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人如何叫囂“世界革命”,只要進入波蘭領土的軍隊對波蘭人來說就是入侵者,應堅決予以痛擊。波蘭各界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在畢蘇斯基元帥的領導下迎頭痛擊越界大舉進犯的圖哈切夫斯基率領的第七集團軍,使蘇俄紅軍終于兵敗華沙。
對此,布爾什維克總結說,歐洲工人的保守性是政治外表下的假象,在外表下面潛伏著無產階級的全部革命本能,而所需要突破的是這層薄薄的外殼,使它釋放出反對資本主義的潛能以及表達出與俄國工人階級站在一起的意愿。這些都反映出早期布爾什維克在心理上沒有能力承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孤立,也反映出俄羅斯人追求建立以俄羅斯民族為中心的超國家的本能的釋放,只不過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意識形態重新包裝了一下,而“蘇俄中心論”和“俄國利益化”的本質并沒有任何改變。
后來的共產黨情報局、社會主義陣營的華約組織、經互會組織也是以老大哥蘇聯為軸心,將蘇聯的模式強加于兄弟國家。蘇聯自恃“老子黨”發號施令,從來都是把蘇聯與“陣營”內部的國家看作是“主導和附庸”的關系,處處以國際組織的名義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粗暴干涉和無理制裁稍微表現出“自主傾向”的力量,扶植親莫斯科的派別,在霸權主義的“有限主權論”主導下,出兵匈牙利,出兵捷克,留下的教訓是深刻的,也為蘇東劇變埋下了伏筆。
第三羅馬、第三國際都是這種以俄羅斯為核心的“超國家”思想的體現,但事實證明它是不成功的,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是建立在一個軸心國的強制的基礎上的。
“后蘇聯時代”的獨聯體
1991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大家庭難以為繼,“超國家”思想遇到了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已經意識到,獨聯體國家間的關系不應建立在“社會主義大家庭”時代鼓吹的“兄弟情誼”基礎上,而應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俄羅斯不應靠強制迫使原小兄弟國家追隨自己的政策,推動他們走向更積極一體化的應該是,成員國主權平等和經濟主導下的正常關系。
劇變以后的俄羅斯領土大大收縮,加盟共和國紛紛拉旗單干。雖然中亞一些國家是不情愿的“被獨立”,但各國領導人一旦嘗到“獨立國家”的甜頭,是不可能再逆轉受制于聯邦的制約,所以“獨聯體”內“獨”的實質大于“聯”,落單的俄羅斯為了維護傳統勢力范圍,出現了兩個極端:一方面蘇聯的思維模式照舊,甚至不惜矯枉過正,以犧牲經濟利益,喂那些過去的伙伴吃“一體化的胡蘿卜”。這叫做“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
例如1990年代在能源價格方面,俄羅斯給這些國家供應的能源價格比出口歐洲的低2/3,提供給烏克蘭、格魯吉亞、白俄羅斯、亞美尼亞每1千立方米的天然氣價格是50—60美元,是比市場價格低很多的“政治價格”,賣給波羅的海和北約成員國的是85—90美元,賣給波蘭的是120美元。
遺憾的是,俄羅斯放下身段的“經濟置換”,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這些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依然是一邊用著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一邊向北約、歐盟拋媚眼。俄羅斯人對這種行動感到十分惱火。他們說,“我們在經濟上援助了他們,他們卻在背后捅刀子”。俄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說,俄羅斯以后不會再按照不利于自己的價格向這些“白眼狼國家”提供能源,從2006年1月1日起,烏克蘭將以160美元的價格高價購買天然氣。
另一種極端是,俄國仍用大家庭的眼光看待那些已經獨立的國家。在俄國至今“小雞不是鳥,烏克蘭不是外國”的觀念仍很有市場。2005年俄向烏提供的天然氣價格是1000立方米/50美元,是為了維護特殊戰略伙伴關系以俄做出經濟犧牲為代價的特惠價格。烏克蘭“顏色革命”以后,俄羅斯使用“天然氣杠桿”狠狠地懲治了一把基輔。這次“斗氣”,俄羅斯就是想讓烏克蘭明白,你這種在夾縫里生活的國家,一次“顏色革命”就忘了自己是老幾了,別忘了傳統的依賴對象,一頭扎到歐洲的懷抱,就以為自己抱上了粗腿,興許歐洲連自己個兒也顧不過來了。看準了,歐洲4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氣還要靠俄羅斯供應,離了張屠夫,它沒準兒還真要吃連毛豬了。
2005年9月,普京在柏林與當時的德國總理施羅德商定,要建設一條通過波羅的海海底、繞過波蘭和烏克蘭的輸氣管道。在2011年建成以后,烏克蘭立即就喪失能源過境運輸的諸多好處。俄國明確指出,凡是按西方原則和與親西方政權建立關系的國家,不再享受“兄弟式”的優惠,今后俄不再對能源制定政治價格,也不再為獨聯體國家的能源買單。
事實證明,用自然資源作為籌碼的外交手段也是失敗的,運用能源武器扭轉在國際事務中被邊緣化趨勢也是不成功的。以這種方式獲取超級大國地位的努力和達到的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沒有歸屬感和凝聚力的實用主義策略,也許可以攏得住一時的人心,卻助長了“有奶便是娘”的投機心理,從而更限制了建立長期戰略聯盟的可能性。其實“一體化”本來是一種互惠雙贏的政策,它的雙向意愿很重要,任何國家都需要其他國家的幫助和配合,前提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讓每一個成員都能體會到聯合協作的必要性,自然會加強彼此間的依存度。按市場原則并不意味著放棄獨聯體,承認有權維護自身利益和市場原則并不矛盾。
自獨聯體建成以后,它的內部分裂就在所難免。獨聯體國家目前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向西方靠攏的國家,即“古阿姆”成員國,它們包括:烏茲別克、格魯吉亞、阿塞拜疆、摩爾多瓦等,這些國家在一些大原則上能夠基本協調一致,同時得到波蘭、捷克、波羅的海國家以及羅馬尼亞的支持。這是讓俄羅斯感到不快和擔憂的地方,感到在俄的周邊正在形成一個被西方同化的“顏色革命圈”。如果任憑這一勢頭肆意發展,它會步步進逼俄的核心地帶,接下來說不定其他國家也會被傳染,不知什么時候也會去加入到“民主聯合體”的陣營里。那對莫斯科來說將是致命的威脅。
另一種類型是親莫斯科的忠實盟國,比如歐亞聯盟提到的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以及作為第二梯隊的共同體觀察員國家,比如烏克蘭、亞美尼亞等。對俄羅斯來說,迫切需要調整戰略目標,拉住傳統的“伙伴”,不要使這些“親莫斯科”國家再心猿意馬發生搖擺,導致俄羅斯失去了外衣的“保護”裸奔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
結論:第三國際、共產黨情報局因為是靠強制維持,不允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建立起來很容易,在高壓強制下也可以延續,但是既不符合時代潮流又不符合民族國家特性,是無法長久的,蘇聯的解體是陳舊性大帝國瓦解。
歐盟的跨國家方式完全是一種全新的超國家,它不再企圖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比如輪值主席就和蘇聯老大哥的領導職位不一樣。它要建立一種氛圍,習慣聽到各種聲音,互相之間既不是雇主與附庸的關系,也不是強國庇護弱國的關系,因為聯盟內各國水平參差不齊,又要體現民主的原則,所以難度就格外大。因此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還會出現反復。普京倡議的“歐亞聯盟共同體”如果能夠形成的話,它究竟屬于哪一種類型?我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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