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外貿易形勢:危機中存機遇
2011-12-29 14:06:19
Landbridge平臺
關于中國增長的最新預測
2011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根據購買力平價測算,2016年中國GDP將由2011年的11.2萬億美元(2010年按市場匯率計算約6萬億美元)升至19億美元,而2016年美國GDP將由2011年的15.2萬億美元(2010年14.7萬億美元)增至18.8萬億美元,中國的GDP將超過美國。
趨勢是否會逆轉
上述有關預測都暗含著一個重要假定,即中國目前趕超的趨勢不會發生減速、停頓甚至逆轉的可能性。如果發生了趨勢逆轉的可能性,如日本從1990年以來陷入長達20年的經濟減速甚至停滯的情況,趕超的路徑就有可能從不斷趨近到彎道超車,轉向彎道減速甚至剎車,從而擴大而不是縮小趕超的差距。
“2016年猜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然而,事實上,2016年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大“坎”。中國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時點也是2016年,我估計中國可轉移出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轉移完畢,印度等巨量廉價勞動力參與國際分工的時點也很可能發生在2016年至2019年。
2016年,我國持續30年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將逐步衰竭,2016年很可能成為一個拐點,即我國經濟將從低成本要素驅動階段進入規模驅動階段。到此,我國企業的低價格競爭力策略必須要改變,支撐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必須要改變,體制機制和戰略必須要改變。否則,就很可能會出現舊競爭優勢不再,新競爭優勢還沒有形成,55.8萬億人民幣(2015年我國GDP的預期目標值)的經濟總量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支撐力不足,從而導致經濟增長減速、社會負擔日增和環境壓力強化的長期調整困境。
2016年,我國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國外企業再也不能夠像過去那樣輕易對我國產品實施反傾銷訴訟了;我國企業的成本和價格也不再便宜,比我國企業成本更低的國外新競爭對手將取代并占據我國傳統出口市場。
2016年,加工貿易巨額順差有可能出現拐點性下降。來華投資房地產、市政建設和大型基礎設施的投資比重大幅增加。投資制造業的比重急劇減少;投資內銷的比重大幅增加,出口的比重大幅減少;來自避稅天堂和自由港的資本大幅增加,來自歐美、日韓實體經濟的投資明顯減速。這種趨勢如果繼續下去,我國的順差來源將下降。
2016年,很可能是外需轉好,而內需轉弱的時期。199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長周期,預示著這個拐點變化。
中國對外貿易體系
中國對外貿易體系形成各占半壁江山的兩元結構的貿易生產體系。
一是以國際產品內工序分工為基礎、以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為主體的加工貿易生產體系。2009年,我國加工貿易體系中,外資企業進出口占比約84%,內資企業占比約16%;二是以國際比較優勢和差異化分工為基礎,以內資企業為主題的一般貿易生產體系。其中,內資企業進出口占總進出口貿易額的68%,外資企業進出口占比約32%。
兩種東亞經濟模式的比較
我國的臺灣省就是以中高端代工為基本特征,積極參與美歐工序分工體系的一種外向型發展模式。
韓國則是以自主生產為基本特征,參與國際差異化分工和交換的另一種外向型發展模式。
兩種不同外向型模式都取得了顯赫的發展業績。
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時,以自主生產為特征的韓國生產體系(如半導體產業)就受到嚴重打擊,而為美國信息技術產業代工的臺灣就順利度過危機
10年后,美國金融危機爆發,臺灣中高端代工的生產體系就因美國金融和樓市泡沫的影響受到嚴重打擊,而韓國生產體系(如三星)就順利度過難關。10年前,韓國企業提出向臺灣學習的口號,然而10年后,臺灣企業又提出向韓國企業學習的要求。
我國二元貿易結構的特征
一是貿易順差以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為主。2010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順差是1830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順差3229億美元,一般貿易逆差472億美元。
二是加工貿易的主要增至環節在國外。據中國科學院陳錫康教授的測算,我國加工貿易出口1美元所創造的附加值僅為0.2美元左右,而我國從美國進口1美元商品為美國創造的附加值則高達0.8美元。
三是在發展方式上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著重視招商引資“領孩子”,而不愿培育內生性因素“養孩子”的扭曲。
四是人民幣升值對順差的影響很不確定。我國二元結構的貿易體系,導致大跨國公司對人民幣升值很不敏感,港澳臺及國內中小貿易企業對升值承受能力較低,這既制約了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和空間,也降低升值對順差的政策調節效果。
五是擴大進口以實現貿易平衡目標的效果也很不確定。如果加工貿易順差增速快于一般貿易進口增速,其結果只會增加一般貿易逆差,而不一定會減少貿易總順差。如果持續擴大一般貿易逆差的方式來平衡貿易收支,則產生進口的價值100%境外創造,所彌補的加工貿易順差只有20%左右是本地創造,同時對國內制造和就業產生較大沖擊的結果。
模式調整對“十二五”港口發展影響
“十二五”時期,我國將從代工向自主生產模式轉換。隨著低價格競爭優勢衰竭,企業轉向差異化競爭戰略。
工序分工模式從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組裝的末道工序向上道工序提升;差異化分工模式從同類產品的低端向中高端提升(組織創新的混合模式)。
一些企業把一些套套的設備和工序轉移到中國中西部或周邊國家和地區,利用成本更低地區的要素稟賦優勢,提高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對我國港口業發展的影響是量減價升,物流方向更加多元化。
擴大內需戰略對“十二五”港口發展影響
“十二五”,中國仍是世界市場規模發展最快地區之一。在擴大內需戰略的作用下,中西部的國內市場半徑較短,有可能形成內需帶動的人才物內向流動趨勢。
東部是統籌內外需的新增長極。但外需增長減緩和外運箱量越過供求臨界點,將出現運力存量調整趨勢。
農民工市民化創造新需求,東部沿海將發展世界級城市群。物流和航運中心的區域布局將進一步集聚。
改革開放對“十二五”港口發展的影響
自貿園區作為國際化的平臺;境外經貿合作區作為“走出去”平臺,將帶來跨境物流和港口發展的變化,但目前體制嚴重不適應這種發展需要。
1980年8月,全國人大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國家主要給經濟特區先行先試的優惠政策。廣東提出深化粵港合作,金融、旅游、物流、會展、專業服務、服務外包、文化創意、工業設計八大重點發展的服務行業,實現環境和規則與港澳對接。
上海提出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經濟實力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建成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先行先試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航運制度創新、口岸保稅體制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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