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慶琦:后疫情時代,“一帶一路”有何新內涵?
2021-08-09 1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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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下旬的“一帶一路”亞太區域國際合作高級別會議上,中方提出,疫后的世界經濟復蘇應該是綠色和可持續的復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應把綠色發展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建設綠色絲綢之路作為優先任務。外國智庫專家如何看待“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對后疫情時代“一帶一路”建設有何展望?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理事長許慶琦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采訪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評價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綠色屬性的增長能為“一帶一路”帶來哪些新內涵、新發展方向和新增長點?
許慶琦:將“一帶一路”打造成綠色發展之路是中國政府的初心與愿景。2015年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明確提出要突出生態文明理念,加強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和應對氣候變化合作。2017年5月中國政府發布的《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與《“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把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列為“一帶一路”建設重要內容。
后疫情時代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把綠色發展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建設綠色絲綢之路作為優先任務,體現了中國建設綠色“一帶一路”的決心和對世界的承諾,對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巴黎協定》作出積極貢獻。
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低碳、循環發展是順應時代的必然選擇。
后疫情時代的“一帶一路”建設,應注重節能減排,注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開發,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資源的使用,使“一帶一路”建設融入全球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大潮。
中新社記者:有人指責“一帶一路”倡議是為轉移污染行業,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許慶琦: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往往涉及土地和民生問題,易被西方媒體炒作和政治化。實際上,各國都有生態環境風險管理機制與法規,“一帶一路”項目均須符合所在國生態環境法規。
馬來西亞的中資玻璃廠、光伏制造廠、鋼鐵廠等并未出現污染問題。例如中國交建所承建的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設計了44條隧道和27個野生動物通道,防止破壞森林,保護生態環境。
又如中國企業承建的巴基斯坦卡拉高速公路,沿線植樹近30萬棵,植草面積500多萬平方米。肯尼亞蒙內鐵路建設過程中,中國企業在鐵路全線設置14處大型野生動物通道、61處橋梁和600多處涵洞,以保障動物自由遷徙。
事實證明,指責“一帶一路”轉移污染行業、破壞項目所在地環境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中新社記者:中國在發展方式上的轉型和在綠色發展上的努力,可以給世界帶來什么參考?
許慶琦:中國強調綠色發展的經驗值得各國參考與借鑒。發展中國家不能重復“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應該把綠色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選擇,強化環境保護的法規效力,利用市場機制來保護環境,以綠色金融鼓勵綠色投資。
有數據顯示,過去10年中,中國平均每年凈增加森林面積193.7萬公頃。目前中國走在太陽能技術和低碳交通的最前沿,預計到2025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或將占其能源消耗總量的20%。
我同意這種說法:中國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建設清潔美麗的中國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責任與貢獻,彰顯了中國的國際道義責任。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抗擊疫情及疫后經濟重建方面的合作?
許慶琦:新冠疫情沖擊下,“一帶一路”相關項目難免受到影響。盡管如此,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仍然穩健增長,為各國抗疫情、穩經濟、保民生作出了顯著貢獻。
2020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與投資額皆逆向增長,貿易額達9.37萬億元人民幣,增長1%;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達178億美元,增長18.3%。
在全球海運、空運因疫情影響受阻的背景下,2020年中歐班列開行量同比增長50%,通達歐洲21個國家,92個城市,降低了疫情對中歐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帶來的沖擊和影響。
中國在有效控制疫情后迅速恢復生產,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急需的醫療物資和派遣醫療隊,并與沿線國家開展了疫苗研究與生產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具備韌性和活力,成為疫情下全球經濟的穩定器和疫后經濟重建的推動器。
生態領域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新冠疫情使人們更加深入地認識到地球是人類的共同家園,“一帶一路”為疫后復蘇提供綠色創新動能,相關國家應在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領域加強合作,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
疫情加速數字經濟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據一項針對全球兩千多家企業的調研發現,新冠疫情將全球的數字化進程至少提前了5至7年。電商貿易、智能制造、遠程教育與醫療、數字金融等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復蘇與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中新社記者: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您是如何理解的?
許慶琦:“一帶一路”是一個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跨國經濟合作機制,主要是中國與參與國的雙邊合作,不排除與第三方或多方合作。
“一帶一路”是新型的國際經濟合作形式,不是中國的外援工程。推進堅持市場運作,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一帶一路”的項目是參與國提出的,不是中國強加于所在國身上。
“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項目,如鐵路、港口、發電站、公路與工業園等既帶動了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也有利中國國際貿易與投資,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
“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一些項目,如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中緬油氣管道、中巴經濟走廊、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減少了中國油氣與貨物運輸對馬六甲海峽的依賴。中國是因參與這些項目的建設而間接獲得戰略收益,那種指責“一帶一路”帶有戰略目的言論是本末倒置,混淆因果。
相比之下,美國參議院2018年10月通過了針對“一帶一路”的“更好地利用投資引導開發法案”,美國著名智庫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在評論該法案時毫不掩飾地指出,“新的美國發展金融機構(DFI)將幫助發展中國家繁榮,同時推進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和增強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6月舉行的G7峰會采納一項由美國倡導的全球基建新計劃,欲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分庭抗禮。對此,我認為中國不必過于在意美方的意圖,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發展中國家歡迎任何可以為基建項目提供合理條件融資的國際倡議。
中新社記者:您對中國及其他沿線國家如何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有何預期和展望?
許慶琦:新冠大流行改變了世界,國際新格局下的“一帶一路”需有新的內涵,可著重開發在加速經濟復蘇、改善民生和促進民心相通上產生立竿見影效果的經濟合作項目。
最新發布的《2021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顯示,新冠疫情抹去了數十年的發展成果,2020年貧困人口數量增加了1.19億到1.24億人。“扶貧濟困”也可成為后疫情時代“一帶一路”建設的新內涵,中國的扶貧經驗可為有益借鑒。
疫情凸顯出信息通信技術、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重要作用,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后疫情時代可大力推動建設“數字‘一帶一路’”,加強跨境電商、智慧城市、遠程醫療與教育、智能制造等領域的合作。
氣候變化與新冠疫情給世界糧食安全敲起了警鐘。中國與一些國家在糧農生產領域有很強的互補性,可加強農業科技領域合作。特別是東南亞國家草藥資源豐富,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和保健品市場需求增加,中國同東盟國家在中草藥領域的合作潛能巨大。(完)
許慶琦現任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理事長、馬來西亞天職咨詢“一帶一路”商務中心主任、人類命運共同體東盟研究中心主任、“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研究院國際顧問委員會聯席副主席。
許慶琦長期關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早在1989年便受北京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經濟研究所委任為特別顧問。近年深入研究“一帶一路”倡議,多次在國內外的商會、銀行、投資基金、大學以及國際研討會做“一帶一路”專題演講。他與國際“一帶一路”智庫和學術機構有廣泛聯系,并于2019年4月“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成立大會受邀為主旨演講嘉賓之一。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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