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一帶一路”背景下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的國際法保障
2020-09-29 09: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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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重慶是中國內陸最早開通中歐班列的城市,也是國際貿易陸海新通道的樞紐。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重慶對歐貿易建設取得了新的成績,同時也暴露出部分問題。中歐班列運行效率有待提升,本地企業在對外貿易中面臨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壁壘。國際法可以為重慶開展對歐貿易提供堅實的基礎,我國應當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推進貿易規則與交通運輸規則法制化,以國際法固化雙方權利義務,保護各方利益。重慶應當依托“一帶一路”倡議,建設好中歐班列和陸海新通道的交通樞紐;同時,根據本地企業自身特點找出一條合適的發展的道路,提升重慶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促進“一帶一路”的建設。
一、引言
“一帶一路”倡議是新時代中國對外開放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是破解人類發展難題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探索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古絲綢之路通過陸地和海洋兩條通道,將中華文明與世界相連,“一帶一路”倡議更是賦予了絲綢之路陸海統籌互利共贏的全新時代內涵。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同沿線國家的交往日益密切,共同推動了中歐班列的規范化運營,也推動了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的建設。重慶市作為我國最早開通中歐班列的城市,也作為中歐班列同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的運營中心,是中歐班列同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的交匯點,在開展對歐貿易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而國際法為重慶開展對歐貿易提供了穩定的保障。
二、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現狀
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19年重慶與歐洲貨物貿易達到1175.6億元,同比增長17.6%,對歐貿易占全市外貿總額的20.9%;其中出口額994.8億元,增長18%,進口額180.8億元,增長15.7%。歐洲是重慶外貿中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也是重慶第二大進口來源地。由此可見,重慶的對歐貿易一直處在穩定快速發展的狀態,經貿合作在不斷加強,對歐貿易在重慶的對外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呈現出如下特點。
(一)重慶作為內陸對歐貿易交通樞紐地位突出
重慶是“渝新歐”班列與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的交匯點,其中國內陸貿易交通樞紐地位更加突出。
2011年3月19日,中國第一條中歐班列“渝新歐”班列開通;2014年8月14日,中歐班列國內協調會議在重慶召開,頒布了《中歐班列組織管理辦法(暫行)》并簽署了《關于建立中歐班列國內運輸協調會備忘錄》;2016年10月1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正式發布了《中歐班列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2017年4月22日,中國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蒙古、波蘭、德國共同簽署《關于深化中歐班列合作協議》;2017年5月26日,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蘇州、義烏、西安的中歐班列運營公司共同發起成立中歐班列運輸協調委員會。通過梳理中歐班列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從“渝新歐”班列的首次通行,到“中歐班列”品牌的統一化,再到國家頂層發展設計規劃,“中歐班列”已經成為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往來的重要載體,如今正在向更高質量的發展邁進。重慶是中歐班列建設的先行者,在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陸海新通道方面,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晤時提出希望雙方加強在地區層面的交往,協同沿線國家共同建設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2017年9月25日,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渝黔桂新鐵海聯運班列在重慶首發,目前已經實現了常態化運營,相較于原來的運輸方式,渝黔桂新鐵海聯運可以減少12天時間,極大提高了往來效率。2018年11月,李克強總理出訪新加坡,中新兩國簽署備忘錄,將建設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提升為國家戰略。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是“一帶一路”框架下重要的外交成果,它以重慶為運營中心,以新加坡、廣西、貴州為關鍵節點,促進了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
中歐班列的穩定運行以及陸海新通道的建設,大大加強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已經成為國家落實“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載體。中歐班列和陸海新通道建設踐行了一種全新的貿易方式,已經成為重慶落實國家戰略,加快對外開放全面新格局,在國際上拓展城市影響力的重要方式。自2011年中歐班列開通以來,渝新歐班列的班次逐年增長,2016至2018年分別為420列,663列,1442列。通過中歐班列與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的運行與建設,重慶不僅落實了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也通過對外貿易往來帶動了城市、產業、市場整體性的升級。
(二)重慶對歐貿易輻射范圍擴大
目前,國內開通中歐班列的城市有56個,通過中歐班列可以通達15個國家。以重慶為交通中心的渝新歐列車,和其他城市開通的中歐班列形成良好的互動與呼應,共同拓展了對歐貿易輻射范圍。目前,中歐班列已經聯通了中亞、中東、東南亞以及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俄羅斯、拉脫維亞、奧地利等等數個亞歐大陸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
渝新歐班列數量逐年提升,商品貿易種類也在不斷豐富。就重慶而言,從中歐班列開行初期運送的手機、電腦等來件加工的數碼產品,逐步擴大到服裝貿易,摩托車零配件,建材,鋁材,農機設備等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商品。渝新歐班列的回程商品裝載,也由原來的精密機械設備,葡萄酒、汽車配件逐步擴大到高檔服裝、化妝品、健康食品、環保器械、日用品等。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往來的加強,通過中歐班列運載的貨物必定會呈現更加多樣化的趨勢。
三、國際法視角下的重慶對歐貿易建設
(一)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的國際法學理意義
首先,國際社會的發展需要是開展對外貿易的動力。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這種論斷在當下仍然具有指導意義。經濟全球化推動了世界扁平化的過程,使得國際社會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也促進了重慶對歐貿易的開展。
其次,雙方的共同利益是開展相互貿易的紐帶。盧梭指出“正是不同相關方的不同利益具有共同點,才形成了社會的聯系,如果所有這些利益不具有某些一致之處的話,那么社會將失去存在的基礎了,治理社會應當根據這種共同的利益”。早前時期,囿于交通方式和科技水平,各國之間交往不多,國際社會發展不完善,相互間的貿易無法開展,更談不上共同利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源配置的范圍拓展到全球范圍內,各國之間越發成為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凸顯出諸多共同利益,相關國家因為共同利益聯系在一起,為維護共同利益的國際法立法層出不窮。中歐雙方在貿易領域具有共同利益,雙方的這種共同利益,是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的紐帶。
最后,國際法規則是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的前提。國際法是國際社會成員在國際交往中形成的,用于調整國際關系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原則、制度的總稱,文化、經濟結構或者政治制度的差異并不影響國際法發揮作用。各國開展國際貿易,長期采用的貿易方式與往來習慣進一步促進了國際貿易法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套國際社會中通行的規則體系。任何現行法律制度必然是現狀的盟友,法院也只能是他的衛士。[6]完善的國際法規則,是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的基本前提,保障了重慶對歐貿易的順利開展,同時,重慶對歐貿易的實踐也必將為中歐雙邊國際貿易法注入新的活力。
(二)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的國際法現實價值
黨的十九大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要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秉持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7]這一要求無疑涵蓋了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落實,也為我國依托“一帶一路”發展對歐貿易指明了戰略方向。出于貿易發展的重要性及安全性考慮,“一帶一路”背景下開展對歐貿易必須依賴于國際法以及現有國際法治途徑。
國際法治意味著在國際關系中以法律作為基準配置各行為主體權利義務、構建一套可預期的社會秩序、形成一套社會價值體系。因此,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正確義利觀”等理念指導重慶開展對歐貿易,將區域利益和國家利益相統一,國際法成為中國依托“一帶一路”開展對歐貿易的最佳選擇。首先,國際法為中國繼續開展對歐貿易提供了法律依據,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通沿線國家簽署了多項雙邊貿易條約,互相明確彼此權利義務,明確爭端解決,有了國際法的保障,才使得對歐貿易穩定發展。其次,國際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制度保障,對歐貿易的蓬勃發展,不僅有利于中國和歐盟雙方的利益,對于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商貿服務發展也是一種促進,是為了整體的利益,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之義。最后,國際法促進中國開展對歐貿易中“正確義利觀”的實踐。中國作為正確義利觀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更要堅持國際正義,講求友好情義,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前提下更多地惠及世界、承擔義務,在國際社會充分發揮負責任的大國的作用,而重慶正是中國西部地區實踐正確義利觀,開展對歐貿易的典型例證。
四、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的國際法障礙
隨著中歐班列和陸海新通道常規化運營,重慶作為對歐貿易交通樞紐的地位更加突出,同時在貿易往來中也凸顯出部分國際法相關問題。
(一)中歐班列相關法律規則亟待完善
渝新歐班列車的整體運營可分為三個路段:由重慶出發到新疆口岸的國內運營段速度相對較快,進入中亞和東歐地區之后速度下降,一直到經過波蘭馬拉舍維奇之后,速度重新恢復穩定,不同運輸段的速度差異影響了整條線路的運輸效率。這種狀況的出現,是由多重原因導致的,在國際法層面,是對于沿線國家列車鐵軌制式和運行規則統一的急切需求。
首先,沿線路段的鐵軌制式存在差異,我國鐵路的標準軌距為1435毫米,而中亞地區國家采取的是1520毫米的寬軌制式,歐洲和我國一樣適用1435毫米的標準鐵軌制式。鐵軌制式的差異導致渝新歐班列經完成一次完整的運營要經過兩次換軌,加上換軌車站基礎設施較為落后,換軌操作效率不高,每天完成換軌順利過境的列車數量有限,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歐班列在換軌車站出現擁堵,這就增加了運輸時間,提升了運輸成本。以波蘭馬拉舍維奇為例,馬拉舍維奇是諸多中歐班列進入歐洲市場的樞紐站,2018年以來,隨著中歐班列數量的增長,馬拉舍維奇站的倉儲能力和裝載效率無法滿足高速增長的過境需求,造成列車的擁堵。其次,中歐班列的運營缺少統一的運行規則。沿線經過的不同國家分屬《國際鐵路貨物運輸公約》和《國際鐵路貨物聯運協定》兩個條約,在適用運輸規則上存在差異,導致了列車經過不同條約參與國時手續的復雜和效率的降低,雖然“渝新歐”鐵路已經采取一票到底的統一運單實驗并取得成功,但距離真正的完全暢通仍有一段距離。當前“渝新歐”班列統一運單運行是通過“企業-銀行-沿線國”三方共同協力完成整體流程。這樣雖然保證了運輸的效率,但也有其自身不易克服的脆弱性,在這個運輸鏈條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變故,將會導致整體流程重新進行。此外,在中歐物流互通方面,歐洲的冷鏈商品在重慶的需求量很大,但介于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原因,目前俄羅斯不允許歐洲的冷鏈商品過境,這同樣是未來商品互聯互通的潛力所在。
(二)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與綠色貿易壁壘
從重慶對歐出口貿易商品構成分析,重慶出口到歐洲的商品存在較強的價格優勢,進入到歐盟市場之后,會對歐盟本土產品的銷售形成一定的壓力。對此,歐盟采取了一系列的貿易保護措施,一方面,歐盟不斷開展反傾銷調查,通過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來限制中國產品進入歐盟市場;另一方面,歐盟以保護環境為理由,以環境保護標準和有害物質控制為借口,采用綠色貿易壁壘方式,向出口國征收高額的環境進口稅,以削弱我國產品的競爭力,達到保護本地企業和商品的目的。歐盟這類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均嚴重阻礙了重慶對歐貿易的開展。
2019年歐洲對重慶的貿易逆差已經達到了724億元人民幣,而且數額仍然在持續增長中。這種貿易逆差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而言是重要的推動力,但也成為了歐盟變本加厲對我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原因,雙方的貿易摩擦時有出現。以重慶摩托車農機對歐出口商品為例,重慶的摩托車農機及相關配件產業在全國處于領先位置,出現了例如力帆、隆鑫、鑫源這樣的著名企業。借助“一帶一路”契機,重慶摩托車及機械配件類的產業在2019年對歐出口額均有所上漲。歐盟對重慶的重點出口物資采用了綠色貿易壁壘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例如要求重慶出口到歐盟成員國地區的摩托車及相關配件必須達到歐盟的環保標準,也必須符合歐盟對于售后服務的要求,這就對我國企業在歐盟地區的經營產生了不利影響。重慶出口的各種產品,完全符合我國環境保護和有害物質監測控制標準,但部分產品有害物質控制數量無法達到嚴苛的歐盟綠色環保的要求,而且歐盟要求在境內銷售的摩托車、電動汽車等產品售后時限應達到十年,如果按照歐盟標準進行售后服務保障,會造成巨大的成本支出,導致價格比較性優勢的喪失。歐盟的綠色貿易壁壘手段,對重慶的對歐貿易出口產生了一系列不良影響。
五、重慶開展對歐貿易的國際法完善路徑
(一)內部層面,尋找本地企業適合的發展道路
重慶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對歐貿易,重慶本地企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貿易往來中,重慶本地企業也積極利用國際法維護自身利益,找尋出一條適合自身的特色路徑。一方面,重慶企業應當加大科技研發投入,促進產品的更新換代,逐步克服科學技術壁壘;加大環保科技投入,使產品達到歐盟環保法的要求,避免因此類原因頻繁遭到歐盟的調查。另一方面,重慶本地企業在面臨歐盟的貿易調查時,應主動積極利用法律的武器,積極應訴,例如在反傾銷調查中利用國際法,在尋求替代國和傾銷幅度認定方面維護自身權利。針對綠色貿易壁壘,一方面重慶當地企業應當采用先進的科技手段,以達到歐盟標準的環境保護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尋求替代措施,例如和當地工廠合作生產,在成本相對較低的中東歐地區投資或者合資開設工廠,以滿足歐盟的環保與售后的要求。
鑫源農機股份有限公司是主營農業機械和摩托車的民營企業,2019年對歐盟營業額達到275萬美元,在重慶當地企業中表現最佳,是重慶市實踐“一帶一路”倡議對歐貿易標兵型企業。鑫源農機對歐貿易持續增長,得益于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優惠政策,得益于重慶作為最早開通中歐班列的貿易樞紐的便利條件。也得益于企業銷售策略上的及時調整,在遵守當地法律的前提下,真正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對于西歐與北歐等歐盟發達地區市場,鑫源機械同當地品牌進行合作聯名,利用當地品牌已經擁有的廣泛接受度與歷史傳承,共同開發,共同生產。例如意大利的SWM摩托車品牌,在歐洲和世界的摩托車制造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鑫源同當地企業進行合作,采用中國零部件由中歐班列運輸到意大利,再結合當地零部件和技術進行組裝的方式進行銷售,2018年完成銷售額5000余臺,這在高端摩托車品牌眾多的歐洲市場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針對中東歐等國家的市場,鑫源直接使用自身品牌進行銷售,相對于中東歐摩托車農機傳統品牌,鑫源的產品更具有價格上的比較優勢,不僅促進了銷量,同時提升了中國品牌在當地的知名度,。三是得益于鑫源農機在企業規劃上的遠見及對相關國際法的重視,鑫源通過分析近年來歐盟摩托車和農機的市場現狀,對市場3到5年的走向進行預判,基于對市場的預判促進自身產品的升級,并且聘請了專業的法律團隊,分析企業決策在歐盟的合法性與風險。四是得益于鑫源在企業戰略上的正確性,借助“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中東歐合作,鑫源農機積極同歐洲相關品牌開展聯合品牌合作,最終達到“穩固低端市場,確保中端市場,上探高端市場”的目的,在貿易摩擦頻仍的當下依然保持了良好的企業利潤率。
(二)雙邊層面,實現中歐班運行規則的法治化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突破了單一國家的范圍,相關國家因為彼此間的共同利益而緊密聯系在一起,各類規章和條約成為了保護共同利益的國際規則。國際法治是人類社會在國際社會范圍內的政治文明發展訴求,作為一種人類文明進步的目標和愿景,既是理想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也是其實現的法治保障。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同沿線國家的交往日益密切,“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沿線國家因為廣泛的共同利益聚在一起,通過協商的方式制定規則來保護并固化彼此間的共同利益,促進了國際法立法的實踐與內容的豐富。國際法正是國際交往中維護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未來要實現中歐班列的規范化運行,不可忽略法律的作用。一方面,重慶作為中歐班列樞紐,可以在中歐班列的運單及貨物方面探索制定司法規則,降低原有規則的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另一方面,沿線國家可以通過簽訂多邊與雙邊條約的方式統一中歐班列的運輸規則,將規則國際法化,改變由規則不統一導致的運輸不暢等問題,真正促進中歐班列高質量發展。
(三)國際層面,推動國際貿易法規則的進一步完善
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在推動“一帶一路”國家合作共贏的同時,作為國際舞臺上負責任的大國,有責任也有能力推動國際貿易法的進一步完善。
首先,現行國際貿易法與國際貿易規則存在不完善之處,為中國推動未來的完善提供了空間。現行國際貿易法和貿易規則仍然是西方傳統發達國家主導的,維護西方傳統貿易發達國家的利益,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理應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國際貿易法完善中發出中國聲音。中國以“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為平臺,在聯合國的主導下,推進同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開展對歐貿易,通過傳遞新的貿易理念,謀求共贏的多邊貿易合作機制,推動國際貿易法的完善。其次,通過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例如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對話,同中東歐國家利用“中國-中東歐17+1”合作網絡進行合作,將中國倡導的互利共贏的國際貿易理念傳遞給國際社會,并且力爭將這些理念在相關國際法文件中體現出來。最后,我國應當根據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以及發展對外貿易的需要,完善國內貿易相關法律,與國際接軌,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制定,推動人類共同體理念的在國際貿易法領域的體現。
具體到重慶對歐貿易建設中,一方面,應當積極推進同中歐班列沿線國家早日簽署國際協定,以國際法的形式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另一方面,面對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既要利用國際法積極應訴,爭取自身應有利益,也要推動中歐雙邊談判,消除分歧,爭取早日達成共識,為中歐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奠定順利的法律基礎。2020年是中歐關系發展的大年,無論是李克強總理還是歐盟駐華大使郁白先生,都在公開場合表示有信心完成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與簽署,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的簽署對于中歐雙邊貿易的發展極為有利,將為中歐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打下良好基礎,也為國際貿易規則的更新注入新的活力。雖然2020年開年遇到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暫時推遲了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但通過中國援助歐盟共同抗擊疫情,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將會更加深入人心,對于中歐雙邊的談判,也會發揮積極效用。
六、結語:以國際法為依托,協同推進重慶對歐貿易建設
重慶是渝新歐中歐班列的起點,也是渝黔桂新貿易新通道的起點,在發展對歐貿易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方面,重慶開展對歐貿易建設,應當以國際法為依托,以法律的確定性對抗對外貿易中遇到的各類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重慶對歐貿易是中國整體對歐貿易建設的一部分,應當統籌好中央與地方,各類交通運輸方式之間的關系,協同推進重慶對歐貿易建設。
協同推進重慶對歐貿易建設,要統籌好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施行,國內多個城市都參與到對歐貿易中心城市的建設中,“蛋糕做大的同時,分蛋糕的人也多了”。中央政府層面一般更加重視宏觀戰略,而地方政府往往側重于本地的發展和經濟利益的提升,由此出現了在基礎設施建設與相互貿易中出現了資源和人力重復的狀況。例如西南鋁業作為全國領先的的鋁制品企業,和歐盟保持了持續而穩定的貿易往來,但近年來國內鋁業的發展規模提升迅速,多地制鋁企業上馬,國內企業間的競爭不僅耗費了人力物力,從長遠來看,也不利于對外貿易中我國鋁制品整體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這就需要統籌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對于全國鋁制品產業作出合理規劃,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由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質造,提升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整體競爭力。這樣既有利于中央整體戰略目標的實現,又可以促進地方發展,達到中央地方關系的融洽與政策外部效益的最大化。
協同推進重慶對歐貿易建設,也要統籌協調陸海貿易通道網絡。
首先,加強重慶同其他中國內陸“一帶一路”交通樞紐如成都、西安、鄭州之間的聯動,完善境內的通道網絡,避免重復建設與班列重復安排造成的浪費;同時,在渝黔桂新運輸班列的基礎上,同南(寧)新(加坡)經濟走廊、中老(撾)泰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進行協調,拓進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的建設。其次,加強“一帶一路”框架下對外基礎設施的建設,推動沿線國家鐵路線路的改造升級,提升貨物中轉站的倉儲水平與換貨效率;加強霍爾果斯、阿拉山口等中國出境口岸的建設,提升過境口岸的輛承載能力。最后,“海上絲綢之路”沿線貿易通道同樣不可忽視。自“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簽署以來,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成為中歐陸海快線的交匯點,不僅貨物吞吐量較以往大為提高,效益扭虧為盈,更提升了港口的基礎設施,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除了比埃雷夫斯港外,我國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還有很大的合作潛力,東南亞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港口碼頭完全可以在升級基礎設施的基礎上實現更大的貨物吞吐量。東盟是重慶重要的貿易伙伴,理應借助渝黔桂新鐵海聯運的東風,實現更大的跨越式發展,以重慶為中心城市的陸海新通道建設,“渝新歐“班列可以同陸海新通道交匯對接,不僅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國同東盟的互聯互通水平,還可以為歐洲同東南亞之間的貿易開辟新的路徑。
自直轄以來,重慶市一直處在高速發展進程中,GDP增速位居全國前列,而“一帶一路”的倡議更是為重慶的對歐貿易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重慶也是我國的法學學術與司法實務的重鎮,立足于重慶的本地特色,依托于國際法的保障,重慶對歐貿易建設必將會取得新的成果。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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