踐行“一帶一路”倡議 企業如何“走出去”?
2017-03-22 10: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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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一帶一路”倡議,其主角還是企業,企業為什么要去一帶一路呢?從國家戰略到企業戰略,一帶一路的機會在哪里?企業如何才能抓住機會?寧夏衛視《解碼一帶一路》欄目專訪了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
一帶一路有風險 但風險之中蘊育機會
馬曉霖: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有些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30多年后,遇到了一個瓶頸階段,需要在這個時候向歐亞腹地尋找市場、尋找資源、尋找新的發展出路,您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是有一定道理?
張燕生: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屬于外向型經濟模式,我對這個模式有兩個基本的評價:一個評價是功德無量。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功德無量就在于中國經濟的雙輪驅動,一個輪子是出口,一個輪子是招商引資。過去35年解決了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了我們外匯短缺、資本短缺、商品短缺的問題;第二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問題;第三個就是給13億中國人開了竅。第二個評論就是,外向型經濟模式過去35年很成功,但是它難以為繼。你的出口是拿別人的奶酪、拿別人的市場,招商引資你是拿別人的資本,那么未來35年,也就是我們的開放戰略將轉向開放型經濟。開放型經濟也就是我們會重視出口,但是我們要更加重視進口;我們會重視引進來,但我們會更加重視走出去。走出去,到哪兒去?鄧小平在30多年前就講,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開放和開發的重點要轉向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區,也就是說西部地區要進入到新一輪開放、新一輪改革、新一輪發展的最前沿。講一帶一路,我們說新疆,新疆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我們講寧夏,寧夏是內陸開放經濟型的實驗區,它的重點是對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
馬曉霖: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主要都在歐亞腹地,這些國家從發展的角度看,普遍的經濟結構比較單一,經濟發展水平層次比較低,您能否具體評價一下這些沿線國家及他們的發展狀況?
張燕生:這64個沿線國家確確實實像你講的,無論是哪個方向,這些地區都屬于亞非拉為主的地區,也就是發展中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去,我自己有一個比較形象的描述,說這是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這是第二次上山下鄉。我們知道過去35年中國有一家企業做得比較成功,就是華為。那么我們要問,華為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從華為的實踐來看,他們是去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那里是全球跨國公司很少去的地方,因為那里有很高的政治風險,有很高的社會風險,有很高的經濟風險,有很高的文化、宗教沖突。從這個角度來講,一般人們都會希望去一些比較發達、風險可預見的地方,人們不會愿意去風險很高的地方。那么恰恰這些地方成為華為得到第一桶金的最好的地方,大家不去它去。從這個角度來講,華為走的就是“一帶一路”。前段時間我看了一下美國的中國商會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中的一組數據使我非常受啟發。這組數據說,在中國的美國企業,很多企業的回報是好于美日歐市場的。實際上,越成熟的市場,越規范的市場,它的競爭越充分,你就只能拿到平均利潤率;可是你來到中國呢,像美國的別克車、德國的大眾車,它每一輛車得到的利潤都會比在美國,比豐田在日本,大眾在德國,得到的純利要多得多。
中國西部地區應成為企業走出去的后勤基地
馬曉霖:從國家層面來講,中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在經歷城市化初級階段。從一個國家快速實現發展來講,過去35年中國的經驗是不是對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或者欠發達國家有非常好的幫助意義?
張燕生:我個人覺得是一定會有的。我們的一帶一路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講,叫做以創新思維來建立的。比如說建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融資。我經常會問自己,亞投行融資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他們有什么不同?因為我們知道,世界銀行他們也是搞發展的,為發展融資的,不過到現在為止,世界銀行的行長永遠是美國人,亞洲開發銀行的行長永遠是日本人。他們對于發展的需求,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他們的認識和我們是不同的。所以我們的行為也會不同。
馬曉霖:您考察過很多地方,東南亞、非洲甚至高加索,有些發展中國家其實在特定時段里,他們是經過了高速發展的,但后來又跌入了一個困境,比如北非的埃及、突尼斯這樣的國家,您覺得是什么導致這種情況的發生?
張燕生:你說的這些地方,在我們發展經濟學的描述里,它們叫做有增長而無發展。什么叫增長呢?增長就是人均GDP的增加,財富是增加的,人均GDP上升,可以達到1萬美金,甚至可以大于1萬美金。但是它沒有解決什么問題呢?沒有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我們叫機會公平、結果公平,以及起點公平,或者沒有解決經濟的結構問題。好比說一次新科技革命來了,但這些國家卻基本還都是一些傳統的產業,沒有經濟的結構、社會的結構和組織的結構的變化。與此同時,往往這些國家沒有走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它缺少一個現代化的治理。增長是指經濟層面,發展是包括經濟,包括社會,包括生態,包括創新,是整個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動態進步的過程,也就是說不但人均GDP要增加,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也要進步,要根據人們的這種自我實現的需要,不斷地推動改革的紅利。
馬曉霖:中國也面臨著經濟轉型,包括產業升級的問題,中國國內地區發展也不均衡,甚至有的地方差異非常大。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我們很多優質的產能會轉移到“一帶一路”去,這是不是說明我們國內有一些地方沒有辦法承接這些產能了?如果我們實現了產能的轉移,卻沒有實現產能的升級,那會不會出現產業的空心化?
張燕生:“一帶一路”要走好,就要舉全國之力,東中西合作互動。產能過剩是消滅競爭對手最有效的辦法,危機也是淘汰過剩產能和淘汰競爭對手最好的機遇。因此在目前國內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也就是我們講的四個一批:淘汰一批,轉移一批,消化一批,然后并購一批。轉移一批怎么轉?我想第一步就是轉到中國的西部地區去。舉個例子,我們中國人喜歡打拳,我們知道無論是詠春拳還是長拳,第一個動作出去是收拳,收拳收在什么地方呢?就收在中國的西部地區。比如說我們是國際物流大通道,我們有渝新歐鐵路,有鄭新歐鐵路、漢新歐鐵路,我們還有蓉新歐鐵路,那么這些國際物流大通道,它的編組應該是不同的方向,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物流編組,產業整合的不同方向。所以說我們的產業首先應該在西部地區進行整合,將其作為原材料、后勤的補養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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