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一帶一路”核心是“通”,關鍵在“共”
2016-04-06 11:23:29
Landbridge平臺
引子:一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在頂層設計、政策溝通、機制建設、項目推進等方面取得了很多進展,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了解和認同也在增加。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面臨一些問題和困難。
從歷史的眼光看,無論是哪個大國提出的哪個國際合作倡議,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這一倡議的生命力,不斷地為其注入能量,最終使其能夠“可持續、自生長”。而“一帶一路”的生命力之源可以說正是在于“通”與“共”。
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這份白皮書標志著“一帶一路”建設正式邁入實施階段。
一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在頂層設計、政策溝通、機制建設、項目推進等方面取得了很多進展,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了解和認同也在增加。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面臨一些問題和困難。
從歷史的眼光看,無論是哪個大國提出的哪個國際合作倡議,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這一倡議的生命力,不斷地為其注入能量,最終使其能夠“可持續、自生長”。而“一帶一路”的生命力之源可以說正是在于“通”與“共”。
核心是“通”
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考察期間,專門去了兩江新區的果園港,那里是“渝新歐”班列的起點。而在兩年之前,他在訪問德國期間曾經專程去了位于該國西部北威州的杜伊斯堡港,那里則是“渝新歐”班列的終點。杜伊斯堡港是世界最大內河港和歐洲重要交通物流樞紐,而果園港則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水運、鐵路、公路聯運內河樞紐港,被稱為長江上游“第一大港”。從國家最高領導人頗具深意的行程安排中,我們可以直觀地體會到,“一帶一路”建設具有一種由內而外、內外兼顧、內外融通的基本屬性。
在21世紀,一個大國的成長不僅需要精確地把握“地緣政治”,更需要深入地琢磨、靈巧地經營“聯通政治”。當今世界,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多層次的“權力網絡”,這些網絡并不完全是由國家所構成的,也許是跨國公司,也許是超大城市,也許是為環保事業奔走的社會組織。總之,今日之世界已經是高度聯通,一個國家的權力不僅來自于它的經濟、軍事實力以及制度、價值觀等方面的軟實力,還來自于它能否在相關“權力網絡”中占據一種“連接點”(hub)的位置。這是中國在本世紀真正實現崛起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中國人對中國在世界中的“坐標”變化,需要有一種全新的認識。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首次超過吸引的外資總額,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投資大國,這種狀況在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見。類似的一系列數據不過在表明,中國經濟結構資源在外、市場在外、投資在外“三頭在外”的格局日益清晰,中國與世界之間聯系是何其緊密!
在這種情況之下,能不能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能不能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能不能從更深遠的全球視角規劃中國未來發展之路,成為一大嚴峻考驗。很大程度上,“一帶一路”正是應對這一考驗的關鍵一招。
如果把“一帶一路”放在中國外交的大背景下進行再審視,可以說,近年來中國正在踐行一種“以聯通為導向”(connectivity-oriented)的總體戰略,而“一帶一路”則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關鍵要看我們能否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機遇,能否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一帶一路”倡議背后所體現的,正是中國和世界發展機遇的“相互轉化”。 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也自然可以獲取并強化自身在“權力網絡”中的“連接點”地位。
過去一年來,“一帶一路”在促進互聯互通方面實現了諸多進展,既包括有形的聯通,也包括政策、機制、規則等層面的“軟聯通”。以中歐之間的運輸通道為例,目前中歐已經開通多趟貨運班列,包括重慶到德國杜伊斯堡的“渝新歐”,湖南到杜伊斯堡的“湘歐快線”,鄭州到德國漢堡的“鄭新歐”;成都到波蘭羅茲的“蓉歐快線”,蘇州到波蘭華沙的“蘇滿歐”;義烏到西班牙馬德里的“義新歐”;武漢到捷克布拉格的“漢新歐”。截至2015年底,共開行中歐班列815列,同比增長165%。中歐雙方正努力完善通道鐵路運輸、口岸通關等協調機制,構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國際物流通道網絡和服務體系。
關鍵在“共”
2016年,“一帶一路”建設逐步進入精耕細作的階段,目前看,核心挑戰在于如何真正落實“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如何使“共贏”變得更加可觸摸、可感知、可獲得。“共贏”并不意味著所有“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者從中獲得均等的、同質的好處,而是創造條件,讓大家都能感到自己是“受益者”。
首先是中國國內的各方面力量能否建立一種共贏關系。 過去一年,基本上各省區市以及不少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對接“一帶一路”建設的方案,但不得不說,存在同質競爭的可能性。比如,國內很多省份和地區都提出要建成“一帶一路”的國際物流樞紐,都提出要建立“絲路文化交流中心”。這會不會造成“內耗”和同質競爭的問題呢?
中歐班列不少存在返程載貨量較低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有些省市可能想多要一些優惠政策,這就需要中央政府通盤考慮、統籌應對。
地方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不能沿用過去從中央要政策、要項目、要資金的老路子,而是需要不斷審視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悟透和貫徹“一帶一路”背后的新理念,多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維融入“一帶一路”。
其次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外布局如何更好地處理“點”和“面”的關系。 近年,通過“16+1”機制,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走得比較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需要從中歐關系的整體發展角度進行謀劃,既要向“新歐洲”增加投入,也要回應好“老歐洲”和歐盟層面的一些疑慮和不滿。匈牙利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積極合作伙伴,但歐盟和匈牙利歐爾班政府之間的嫌隙卻在擴大,這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一定的困擾。
從“面”的角度看,“一帶一路”建設還需要不斷完善與歐洲對接的渠道,雖然“容克計劃”的遠期目標是撬動3000多億歐元的投資,但它的初始資金也就210億歐元,不少歐洲智庫和歐洲的企業界人士都不是太看好“容克計劃”。中歐之間的對接還需要繼續優化,從而真正調動歐洲各方面的積極力量,實現更大層面的“共贏”。
三是注重項目安全風險的管理,“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協調好發展與安全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 “共贏”不僅意味著共享利益,也必然要求共擔風險。風險難以消除,但卻是可以被分散、被管理的。“一帶一路”建設尤其是很多基礎設施工程,都屬于“重資產”項目。這些項目普遍都會涉及安全風險的管理,包括如何保障人員的安全。總體而言,中國還沒有很強的“海外安全能力”,中國政府、企業都缺乏相應的經驗和準備。在尊重他國維護經濟發展自主性以及主權的情況下,對接越深越安全,“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力培育各主體的“風險共擔”意識,這是實現共贏的基本保證。
最后是要講好“一帶一路”的“共贏”故事。 美國知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近日刊文稱,中國將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向其他國家出口自己的發展模式,一場歷史性的發展模式之爭正在中國與美歐西方國家之間上演。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對“一帶一路”的類似誤讀、誤解、誤判在國際輿論中并不鮮見。對于“一帶一路”建設而言,加強政策溝通、促進民心相通本是“五通”題中之義。現如今,傳播力也是生產力,“酒香也怕巷子深”。未來如何講好“一帶一路”故事,如何真正圍繞共商、共建、共享,把“共”字的文章做足,把“通”字的文章做好,值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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