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直面五大挑戰,推動中亞積極參與“一帶”
2015-06-19 09:55:28
Landbridge平臺
中亞地區構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下稱“一帶”)建設的 “核心區”。國內學者對于中國促進中亞國家參與“一帶”建設的政治、經濟、歷史等方面的基礎與優勢已做了大量的論述,然而,對于其中面臨的諸多挑戰,由于各種原因,深入分析者不多。筆者認為,促進中亞國家積極參與“一帶”建設至少面臨五個方面的重要挑戰。
國內中亞研究潛力不足
當前,關于“一帶一路”的研究已成為一門“顯學”,政界也的確希望相關區域研究能為“一帶一路”的建設提供智力支持。然而,目前的情況并不令人樂觀,體現在中亞研究上,國內的研究依舊存在諸多薄弱環節。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研究主題的單一,這主要體現在國內學者過多地關注中亞地區的大國博弈與各國政局走勢,而對各國的歷史、社會、文化、語言、宗教、公共衛生、交通等問題的關注嚴重不足。
以1996年至2011年間中國與美國授予的博士學位論文為例,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在這16年里,美國共授予了259篇關于中亞問題的博士學位論文,而中國的這一數字為39篇。而就研究內容來看,美國授予的中亞博士學位論文涉及的研究議題極其豐富,涵蓋了從歷史到現實、從政治到經濟、從社會到文化、從高級政治到低級政治等領域的一系列議題。而中國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大國在中亞地區的政策及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關系,較少涉及文化、教育、衛生、宗教、歷史等方面的議題。
盡管不能從中美授予博士論文的多寡直接得出中國的中亞研究無法為“一帶”建設提供智力支持的結論,但可以預料,如果中亞研究者不拓寬自己的研究范圍,那么,這一判斷很有可能成為現實。
部分中亞專家與公民對中國心存疑慮
相對于獨立之初,經過20多年的互動,中亞國家對中國的恐懼已得到極大的緩解。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形象已經非常積極。從橫向來看,中國與俄羅斯、美國在該地區的形象和影響力存在不小差距。
以哈薩克斯坦為例,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間進行的一次大規模輿論調查顯示,在1223名受訪的哈公民中,對中國持積極看法的受訪者僅為311人,占樣本數的25.2%,持負面看法的受訪者為234人,占樣本數的19%;而與此相對,對俄羅斯持積極看法的受訪者為843人,占樣本總數的68.5%,持負面看法的受訪者僅為34人,占樣本總數的2.8%。
再如吉爾吉斯斯坦。根據2008年吉一家重要媒體對俄、美、中三國在吉的影響力所做的調查顯示,90%的吉公民認為俄羅斯對吉的影響力最大,其次是美國。而對于未來哪個國家會對吉爾吉斯斯坦的政治、軍事、人文領域產生更大影響的排序上,中國在三個領域均排名最末。從上述調查可以看出,中國要改善在中亞地區形象和增加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仍有相當長一段路要走。
在“一帶”構想提出之后,部分中亞專家與學者對此持謹慎態度。如有中亞學者與媒體善意提醒中國,需要尊重中亞人民的利益,同時希望中國加強對該地區的了解甚至研究,以真正實現中國與該地區人民的“民心相通”。另有中亞專家指出,希望強國在對待中亞小國方面改變自己的“傲慢政策”,將這些小國視為平等的合作伙伴。
這些觀點說明,中亞國家對“一帶”建設的支持并不是理所當然的,如何促進它們對“一帶”建設的參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從中得到的利益的多寡,以及是否得到了中國的尊重。
中國西部發展水平成“瓶頸”
中國致力于通過“一帶”建設推進改革的深化與進一步對外開放,而向中亞地區的開放首先必須依托中國西部,而西部地區發展水平有待提高的現狀,為促進中亞國家對“一帶”建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絲綢之路經濟帶東西兩端連接著東亞和歐洲,基本上屬于發達經濟區,但發展空間小,資源不足;而其遼闊狹長的中間地帶是欠發達地區,包括中國的中西部、中亞、西亞,地域遼闊,交通不夠便利,自然環境較差,經濟發展水平與兩端的經濟圈存在巨大落差,整個區域存在“兩邊高,中間低”的現象。
不能忽視的現實是,中亞和中國的西北地區,城市密度低,人口少,自然環境狀況差。甘肅省從東南到西北長達2200公里,但沿途人口過百萬的城市只有蘭州市一個,從蘭州到烏魯木齊2000多公里的距離,人口過百萬的城市也有只有烏魯木齊一個。烏魯木齊再往西,大城市屈指可數。中亞五個國家總面積約40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6000萬,平均人口密度很低,而且鐵路途徑的很多地區是荒漠,自然地理狀況很差。
這樣的基本現狀短期內無法改變,這也將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的瓶頸。如何緩解此一問題對“一帶”建設構成的困擾,是亟需思考的一個問題。
中亞國家間關系復雜
中亞五國原本作為加盟共和國同屬蘇聯,然而,在獲得獨立之后,各國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這些差異,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發展態勢的不同,也包括外交政策取向上的分殊。而各國間原本存在的密切聯系,因為客觀與主觀方面的原因逐漸淡化。
如有人對1992-2006年間中亞五國間政府高層訪問(包括總統、總理、政府部長等層級官員的出訪與到訪)進行過統計,發現各國之間的高層訪問數量,遠低于五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高層訪問數量。如在2002至2006年間,中亞五國間的雙邊高訪次數僅為258次(占總數的4.2%),而與五國外其他鄰國的互訪次數為3644次(59.7%),與世界其他國家(非鄰國)的互訪次數為2204次(占36.1%)。
中亞五國中之間,除了哈、吉間的關系尚可外,其他國家間關系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問題。而導致各國關系不睦的原因,主要包括各國在水資源、邊界劃分等問題存在的爭端、烏茲別克斯坦與哈薩克斯坦對地區領導權的爭斗、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等。
中亞五國間的復雜關系,可能會給中亞國家參與“一帶”建設造成困擾。事實上,這一問題已經有所顯現。例如,2013年年底,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坦巴耶夫宣布退出中—吉—烏鐵路的興建,而該鐵路原本可成為“一帶”的旗艦性項目。吉退出該鐵路的原因很復雜,但吉認為該鐵路更有利烏茲別克斯坦而不是吉爾吉斯斯坦,這種情緒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慶幸的是,中亞國家間復雜甚至不睦的關系,并未演變為直接的軍事沖突,而且隨著近年烏哈(卡里莫夫2012年9月訪哈,2013年6月納扎爾巴耶夫訪烏,2014年11月卡里莫夫再次訪哈)、烏土(土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2013年11月訪烏)實現了首腦訪問,烏與哈、土的關系有所改善。然而,烏吉、烏塔關系依舊停滯不前,而此前關系尚可的吉、塔兩國,因邊界劃分問題自2013年以來變得嚴峻。在中國尚缺乏促進中亞國家間關系改善的有效手段(上海合作組織在此問題上的作用有限)的背景下,中亞國家間關系一旦嚴重惡化,無疑會殃及“一帶”的順利推進。
中亞地區安全風險嚴峻
中亞國家面臨的安全風險一直引人注目。特別是隨著以美軍為首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撤出阿富汗,中亞五國擔心本國的安全形勢會受到阿富汗局勢變化的影響,如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毒品與武器走私的泛濫等。
盡管在應對方式和對外來威脅的感知程度有一定差異,中亞五國在有關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撤出阿富汗可能給本國、本地區衍生出更多安全威脅這一問題上是有共識的。目前,已有跡象表明阿富汗恐怖勢力(如“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加大了對阿富汗北部省份的滲透力度,部分中亞國家已遭遇了一些恐怖襲擊。如烏茲別克斯坦僅在2013年年初就發生了32起邊界侵犯事件;2014年2月,塔利班從阿富汗一側進攻土阿邊境地區的土方哨所,導致土邊防人員喪生等。這些跡象表明,中亞國家對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撤出阿富汗存在的威脅認知并非空穴來風。
此外,部分中亞極端主義分子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也為“一帶”構建提出了安全方面的難題。據2014年7月的統計,目前大約有100名哈薩克斯坦公民、100名吉爾吉斯斯坦公民、兩個烏茲別克斯坦戰斗隊、數百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介入到兩國的沖突中。盡管這些人員并不一定全部參與了“伊斯蘭國”,但部分人參與其中,沒有疑問。且據來自烏茲別克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斯蘭國”還獲得了“烏伊運”的支持,烏伊運的軍事領導人2014年10月表示可能加入“伊斯蘭國”,以擴大在阿富汗和中亞地區的影響。
“伊斯蘭國”對中亞地區的威脅雖然不是迫在眉睫的,但其影響已擴散到該地區。如據2015年5月28日的報道,曾在美國接受訓練的塔吉克斯坦前特警部隊司令哈利莫夫在一家網站發布視頻,宣布其已加入“伊斯蘭國”,并宣布誓與俄羅斯和美國進行圣戰。如此高級別的政府官員宣布參與“伊斯蘭國”在中亞尚屬首例。受制于目前伊拉克與敘利亞局勢仍未塵埃未定,參與“伊斯蘭國”的中亞籍戰斗人員不太可能立即回流中亞,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回流,他們將可能發起針對該地區的恐怖襲擊。
為了推動“一帶”建設,地區安全形勢必須密切予以關注。對于“一帶”的建設,地區安全威脅至少可能產生三個方面的影響:
其一,牽制中亞國家的有限資源與發展精力,破壞該地區穩定,惡化投資環境;其二,恐怖分子與極端勢力可能對“一帶”支持的項目發動襲擊,影響各國參與“一帶”建設的熱情;其三,與“疆獨”分子勾連,影響中國新疆穩定,進而破壞“一帶”建設。由此可見,與中亞國家合作,共同緩和甚至消除該地區面臨的安全威脅,是促進中亞各國參與“一帶”建設的必要條件。
上述五種挑戰,涉及中國推進“一帶”建設的內、外兩個層面的因素。前三種的挑戰,主要取決于中國自身的規劃與投入,而后兩種挑戰是中國難以掌控的。不管其性質如何,只有對這些挑戰有較清醒的認識,我們才能有的放矢,通過采取預防性的措施盡力加以應對。既然中亞國家對于推進“一帶”的建設不可或缺,那么,解決上述挑戰就必不可少,而直面挑戰才是解決挑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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