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港是如何連續多年成為全球“一哥”的
2016-02-16 10: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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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五個月,天津港口爆炸事件的調查報告正式公布。面對這一慘劇,我們的心情是無比沉重的。作出正確的反思和總結,是面對和克服災難的關鍵所在。澎湃新聞記者采訪了原上海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公關主任龔巍先生。作為全球集裝箱吞吐量和貨運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上海港已連續多年雄踞龍頭地位。龔先生的父親曾長期從事港口工作,他從小耳濡目染,對相關情況十分熟悉。而他本人則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港口建設、發展的關鍵時期的見證者,由他這樣一位內部人士來追憶當年的往事,會給今天的我們帶來許多啟發和思索,也會有利于我們深入、準確地認識天津港口爆炸事件。
從集裝箱運輸談起
集裝箱運輸方式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的蘇聯紅軍在歐洲戰場上對德國作戰,因為蘇聯很多工廠撤到了烏拉爾,有的甚至遠到西伯利亞,政府便采用了類似于早期鐵路集裝箱運輸的方式來輸送各類物資。太平洋戰場上的美軍也采用了早期集裝箱海運的方式,集中運送各類后勤物資,最早是補給品,后來是醫療用品、器械、配件,直至軍火。源于使用標準化的箱子來裝卸物資,因此集裝箱的英文名稱為container,意即容器,集裝箱船舶叫Container Vessel,Vessel也有容器的意思。這就是鐵路和海路集裝箱運輸的雛形。實踐證明,這種運輸方式既便捷又相對安全。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隨著西方經濟的不景氣,越來越多的承運人發現,集裝箱這種標準化的產品,既可以統一運輸標準,也能夠降低成本,正所謂“越大越經濟”,更重要的是,在集裝箱運輸的過程中,承運人、港口、鐵路、機場樞紐,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物資中轉和輸送,由此引發了“現代物流”的概念。
1964年東京奧運會之后,日本經濟開始騰飛,作為西方集團的成員國,日本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商機,把“物流”(logistics)這個概念發揚光大。當時位于名古屋的豐田汽車公司,為了追求零庫存,與港口方聯手,將港區、堆場按集裝箱運輸標準化的模式予以建設,極大地降低了生產、裝卸和運輸成本,并從六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形成了阪神區的神戶港、京濱區的橫濱港等集裝箱碼頭,成為推動集裝箱運輸業發展的第一梯隊。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香港和上海也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運輸模式的新變化,開始積極地拓展集裝箱運輸業。上海港的發展早期受西歐港口的影響較大,上海港跟德國漢堡港、荷蘭的鹿特丹港、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港等保持了長期的運輸合作,七十年代的中波遠洋、八十年代的中國遠洋、上海遠洋等海運企業成為聯結中國和世界的紐帶,上海港也成為中國看世界、世界了解中國的主要窗口。香港自七十年代初開始啟動集裝箱裝卸運輸,兩年之后的1972年,上海也開始進入這一領域。
兼收并蓄的上海精神
上海人一直都以兼容并蓄的精神關注著世界的變化,哪怕“文革”時期,也沒有簡單地“打倒一切”。正因為當時上海港的領導排除種種非議,力主學習國際先進的裝卸運輸知識,才有了上海港對集裝箱裝卸運輸技術的學習和嘗試。
1978年,作為中國集裝箱運輸的先行者,上海港開出了第一條專用航線。八十年代,上海港一直在為集裝箱裝卸運輸大發展默默積蓄力量,為后來九十年代初的“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奠定了基礎,上海的現代化機場、港口成為引領基礎建設的先驅。
管理體制方面,上海港原屬交通部管理,但上海的領導為了打造對外貿易的窗口,積極支持上海港與當時的中國遠洋、上海遠洋及后續成立的中外運這批走在前列的外貿運輸窗口型企業保持密切協同,有意識地培訓港航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干,培訓方式也開始與國際接軌。
上海看得很清楚,當時的日本港口是亞洲集裝箱運輸業的母港,日本仍是經濟發動機,而香港正在追求世界第一,新加坡港、釜山港和中國臺灣地區的高雄港緊隨其后。日本1986年后因經濟泡沫破碎導致經濟蕭條,造成了集裝箱運輸能力下降,吞吐量排名讓位給了東亞地區包括大中華地區的其他港口,但是日本的先進管理理念和優勢仍在。香港于第一時間吸收了這些優勢資源,結合華人社會特有的教育和管理方式,呈現了勃勃的生機。這也給了上海港迎頭趕上的機會,上海的港口建設,采用的是中西結合、洋為中用的模式。
這種設想得到了上海市和交通部領導的大力支持。八十年代,上海的集裝箱港口主要集中在張華浜、軍工路、寶山港區,采用的是岸邊裝卸橋(Container Quay Crane)和場地輪胎吊的裝卸運輸模式,主要設備是從德國和日本引進的,并派出管理和技術人員接受培訓,帶回先進的管理技術。在引進設備和技術的同時,大家如饑似渴地學習國外各種先進的裝卸運輸模式,為上海港選擇今后哪個發展方向做了科學的鋪墊,當時上海港堅持引進的做法與前些年的鐵道部很像:從海外引進高鐵技術,先引進、后研發,這樣一來,中國才能成為世界第一。上海港的發展也正是這個路徑。
到了九十年代,上海港迎頭趕上,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快速上升,保持了強勁的發展勢頭,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大港,與位列第二、第三的香港、新加坡港拉大了距離,這是后話。為了優化對港口的管理,上海很早就提出了保稅區的經營管理理念,作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渡模式。盡管當時的上海不可能直接采用自由港的模式,但通過中央的支持、協調和交通部的逐步放權,上海港擁有了很多政策優勢和靈活的經營指揮權,這與今后的港口安全生產體系和保障機制息息相關。上海堅決執行中央的指令,取得中央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在集裝箱運輸安全生產和管理方面,上海更是認真吸收國外先進經驗,盡可能規避風險和失誤。
香港帶來的經驗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政治動蕩,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了經濟封鎖。當時的中國想要提振經濟,首先就要把基礎建設夯實。當時,海外投資銳減,來自西方的投資基本為零,香港的李嘉誠先生投資數十億元,與上海港合作,加強集裝箱碼頭建設,上海港也拿出了當時最好的集裝箱碼頭跟他合資。歷時三年多的立項、研究,1993年8月12日香港方投資資金到位,成立滬港合資上海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雙方各占50%股權,注冊資金20億元,總投資56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合資項目。香港方派出了一批高級管理人員,跟西方人相比,滬港兩地的文化融合更加便利,他們為上海港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理念。
合資初期,香港的集裝箱吞吐量為世界第一,上海港位列十強之外(第十一位)。合資以后,上海港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變化。滬港合資上海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運用“三管齊下”的舉措來提振上海港的集裝箱裝卸運輸水平。
第一項舉措就是嚴格管理,建立國際化的質量標準管理體系。當時很多人不知道ISO為何物,公司聘請質量管理權威——挪威船級社(DNV)的專家,引入先進的ISO質量管理體系。這種標準化的管理,對日后上海港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日常管理中,同為華人,而且是股權對等,滬港雙方抓緊磨合,克服了最初觀念上的碰撞、認知上的差異,尤其是上海方的黨委和工會組織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雙方共建公開透明的管理機制。投資方看到了執政黨在員工中的威信、干部在工作中的沖勁,加之上海港對他們的關懷十分真誠,這些都令他們深受觸動。香港方面的高級管理人員逐步理解了上海的管理運作特色,部分高管還參加了中國海員工會。雙方逐步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和融洽,正如一句口號所說——“合資也合心”。
第二項舉措就是加快建設。以前的港務裝卸區,傳統件雜貨裝卸數量和比例遠遠高于集裝箱,我們當初引進外資,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要把很多件雜貨泊位改造成集裝箱泊位,加快集裝箱碼頭建設,提升我們的硬實力。解決了資金問題,采取了滾動開發、建設、運營并舉的舉措,使得港口建設資金源源不斷,為后來外高橋碼頭、大小洋山深水港建設注入了活力,也為日后上海港的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項舉措就是人才培養。好的制度要靠人來執行,集裝箱裝卸運輸業非常注重人才培養,滬港雙方開展了有效的培訓合作,“走出去、請進來”,還通過外貿學院、交通大學、海運學院、荷蘭馬斯特里赫學院等教育平臺,組織各個層次的專修班、研修班,培養第一層次的高級管理和技術骨干。第二層次初、中級管理人員和各類操作人員的培養,主要是依托合資公司的培訓中心,并與海運學院等高校聯手開設集裝箱國際貿易和運輸管理專業,通過新設課程培養新人。當時的上海港灣學校、上海港技校也承擔了對基層干部和員工的培訓職能。上海港還專門設立了一個勞動考核站,就是集裝箱標準化管理的勞動考核站。各個層次的培訓體系迅速建立,從管理層到操作者都進行了全方位業務培訓和人才儲備,增強了投資方的合作信心。
三項并舉,前后也就是兩到三年,踏準了上海大發展的節奏,九十年代上海港的吞吐量連年增長,很快躍居世界第四,直至前三。但上海港的發展雄心是:繼散貨吞吐量位列世界第一后,集裝箱吞吐量也要爭創第一。對此,高層領導積極認同和支持。中央派出了頂級的專家,與荷蘭、德國等專家一起組成專家組,對上海港的深水泊位建設進行了研究。集裝箱運輸船在我們那個時代是第三、第四代,排水量在五萬到六萬噸,每條船可以裝載三千到四千個TEU(20英尺標準箱),對吃水的要求有七到八米也就夠了。黃浦江有淤泥,每年都要疏浚,港口水深也就保持在七米到八米,最深的寶山碼頭因為是沿長江口,才九點四米。九十年代中期,第五、第六代集裝箱船舶相繼問世,可以裝六千至八千個TEU,吃水量超過了八萬噸,對航道水深的要求一下子突破了十米。很快,一萬TEU的集裝箱船也出現了,對港口水深的要求是12米以上,上海港根本滿足不了這個要求。我們很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提出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是外高橋港區,通過疏浚,可以達到水深12.7米。第二個是當時默默無聞的大小洋山港,不用疏浚,天然就有14.7米,最深的有17米,可以通過世界上最長的大橋,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東海大橋,聯結起碼頭、堆場和后方基地。
另外,一定要打造一個完整的物流鏈,與集裝箱運輸的體量相符,才能具備沖擊世界第一的實力。我們開始與承運人,即船公司合作,當時世界第一的船公司是丹麥的馬斯基航運,馬斯基跟我們還有李嘉誠一起在外高橋四期進行了合作,加快了港航攜手并進的步伐。每一次的模式創新和突破,都是因為時代把我們推到必須要轉型發展的階段,而且很多是自覺不自覺地從技術手段上進行創新。不妨這么說,上海港是倒逼著整個國內港口運輸行業在接受體制創新。
科學化、精細化的管理觀念和體制
談到觀念,老一代的管理前輩為我們留下了嚴謹、樸實、穩健的作風。以滬港合資上海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為例,當時的質量方針和服務口號就是“您放心托付,我真誠服務”。怎么讓顧客放心?這就需要有科學化的管理,才能提高標準化服務的質量,而這個標準化服務,具體就是我們講的精和誠,精就是精細管理,誠就是真誠相待。這就要求我們所做的各項工作,首先就是公開化、透明化。我們本來就是拿來主義,從國外學習了很多科學技術,這就來不得半點馬虎,科學不能摻水分。其次就是安全生產,警鐘長鳴,標準化的管理更是這樣,出了一個漏洞的話,會影響整個體系,傷害的不光是我們的碼頭、港口和城區居民,最主要的是上海的市場和國際形象。
上海港干部的創新思維影響了周圍很多人。記得當時港務局還沒有政企分開,上級的領導是上海市交通運輸辦公室,作為政府的管理職能部門,我們仰仗其力量,力推信息化工作。當時我們推行電子數據傳輸與交換(EDI)工作,在爭取到市交辦支持后,召集公路管理處、陸上運輸處、海關等協作單位一起參加。上海港很清楚這些單位接受新知識比較慢,就主動出錢出力,引導他們學習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理念,由我們港口為他們搭建起高科技工作舞臺,以此反哺上海港的管理水平登上新的臺階。堅持真理,崇尚科學,引領加推動,影響協作單位乃至上級機關,成為上海干部的特色。
談到危險品、爆炸品和化學品管理,其實我們借鑒了很多國外的先進經驗。美國的港口和航運公司帶來的是美式的管理,也就是市場管理理念,監控力度很強。德國的港口、堆場和航運公司給我們帶來的是德國式的管理,也就是用制度、用專業人士來進行有效的監管。香港、新加坡帶來的是華人的管理理念,也就是發揮泛兵種聯合作戰的優勢,從一開始就做好危機處置預控管理。危險品、爆炸品、化學品是很有運輸利潤的,大家會趨之若鶩,但“沒有金剛鉆,攬不了瓷器活”。這方面上海港有著嚴格的工作步驟。
首先,制度必須先行,由我們交通部、上海市安檢局、港務局根據實際情況共同制訂,并開展聯合培訓,把內控制度細化為專項應急預案,采取有針對性的模塊化管理,所有層級都明確自身職責所在。集裝箱裝卸運輸一旦有事,就是大事,這個觀念影響深遠。
其次,技術防范手段,在我們的管理體系里面,入庫信息這一塊是源頭,承運人第一時間就明確告訴我們接收方,貨物的名稱、性質、抵達時間、品種、數量、是否包含危險化學特質、防御和克制的手段和物質、事故發生時可供采用的方法、可否采用噴淋降溫技術等等,全部信息輸入數據庫,通過信息化采取專項管理。
再次,人防手段,我們采用專人管理,定時巡檢(一般每兩小時巡檢一次),做好防曬、防爆相應措施,包括一些特定的保護技術,哪怕投入再多也值得。組建專業消防力量,消防員隨安全員一起熟悉現場情況。因為真的有事的話,自己的消防專業人員最清楚什么東西放在哪兒,專業意識比其他消防隊甚至專業特種消防隊更清晰:該用什么工具,該怎么做。我們的消防隊員,優先招的是復員軍人和黨員,忠誠、敏銳,有責任心,很多就是專業消防隊員出身。有了這支高水平的隊伍,加上時刻戒備的工作意識,使應對突發險情時大家胸有成竹。各級領導抓得很嚴,遇有重大節點,如:新物資進場等,領導干部會全程關注。
第四,監控機制。隨著上海港的發展,我們的物流從業人員具備了危險品、爆炸品和化學品運輸的資質,由消防局警官對他們進行系統化的訓練,經考試合格以后才能上崗。平時,安監部門和消防局的同志也很樂意了解我們這邊的最新動態,我們通過全方位、全透明式的交流,強化了監管與合作的力度。
與此同時,我們還最早引入專業審核機制,并做到規劃先行,危險品物流基地遠離居民區,加上定期演練,全民動員,把應急預案落到實處。
談到管理體制,自港口管理局和港務集團政企分開后,港務集團在實務操作方面,對干部的要求與以往一脈相承。各級管理人員首先要固化安全理念,并以此指導操作實踐。應該講,集裝箱裝卸運輸效益優良,員工收入水漲船高,大家非常在乎為港口奉獻才智的機會。在職業生涯規劃方面,我們的領導和員工都清醒地認識到:要保持領先,必須持續學習,自我加壓。現代化港口的打造,光喊口號是沒用的,要讓員工心服口服,除了人性化的關懷、精細化的管理、科學化的調控,更主要的就是技術化的手段,沒有這些東西,光一個空架子,是沒有什么用的。更何況還有暗箱操作。多虧了上海良好的政治經濟大環境,把體制和機制理順之后,每一個職能機構會相互監督。隨著從振華港機上海長興島基地駛出的新一代18000TEU大船和即將下水的20000TEU大船,上海港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而這,更對進一步科學化、精細化的觀念更新和體制創新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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