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商務的國際化要降低“國”的門檻
2017-03-31 11:13:05
Landbridge平臺
互聯網平臺對交易的促進,已經是明顯的不爭的事實。在這方面已有很多討論。跨國交易也是交易,因而也享受了互聯網所帶來的交易費用下降的好處。然而,跨國交易與國內交易的區(qū)別在于,“國”這個概念給交易帶來的麻煩會提高交易費用,從而使跨國交易受到更大的約束,達不到國內電子商務的水平。因而,當我們討論跨國交易時,我們就要討論跨國交易所不同于國內交易的地方。這些地方包括,關稅與配額,海關通關操作,主權貨幣,不同國家的法律與文化等。因而,本文要著重討論的是,互聯網和云計算是否能夠降低這幾個方面的交易費用。在互相競爭的跨國網上交易平臺中,只享有互聯網一般好處的平臺不會是勝利者,只有在上述幾個跨國因素中作出成績的平臺才能脫穎而出。
首先是關稅因素。跨國電子商務起初是對傳統國際貿易的補充。由于電子商務的最突出的特點是大幅降低了交易費用,也就降低了產品交易的總費用,即價格加交易費用。這會帶來對傳統交易的替代效應,也會創(chuàng)造出傳統交易因交易費用過高而無法實現的交易,即新增效應。這有兩種意味。第一,如果把關稅收入看作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種資源的話,跨國電子商務帶來的新增貿易量及其關稅就是一種額外收入;第二,首先受益于跨國電子商務的是原來因交易費用過高而無法進行國際貿易的中小企業(yè)。因而,宣稱如果不對電子商務課征關稅就會帶來財政收入的損失是不對的。反過來,如果對中小企業(yè)小批量的國際貿易再征關稅,不僅增加了財務負擔,而且“征稅”本身的操作又會帶來交易費用,使本來因電子商務降低交易費用的好處被抵消了。
從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來看,自由貿易,即零關稅的國際貿易是理想的方向。跨國電子商務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的關稅壁壘,是一種朝著自由貿易原則發(fā)展的趨勢,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趨勢。如果以傳統關稅制度的慣性視角,似乎應該完全按照傳統貿易的方式對電子商務征關稅;但按自由貿易的原則,電子商務恰恰是推進自由貿易的大好時機。一些國家,如美國,采取的是對電子商務的零關稅政策。而在中國,有些議論認為,美國在軟件業(yè)方面處于優(yōu)勢,所以零關稅有利于美國軟件產品的出口,而對中國是不利的。這種議論顯然達不到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水準。因為國際貿易本來就是利用相對優(yōu)勢和比較成本獲益的,各國之間本來就是互有短長的,如果對他國之長加以限制,也就會引來他國對本國之長加以限制,國際貿易就無利可尋了。任何一種只對本國有好處,而對他國的好處加以限制的關稅政策都不會持久。
更何況,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的表現看,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總體表現上佳。年年順差,到2016年還高達5000億美元。這不僅因為中國的企業(yè)在技術和管理上有所前進,更因為中國是世界上的最大國家。根據克魯格曼教授的新貿易理論,在其它條件同等的情況下,一個較大的國家會比一個較小的國家在自由貿易中更具優(yōu)勢。這是因為,較大的國家的國內市場較大,國內企業(yè)的規(guī)模就較大,在存在規(guī)模經濟的情況下,規(guī)模大的企業(yè)平均成本就較低,就更具有競爭力。在較大國內市場中成長起來的企業(yè),在國際自由貿易中就更占有優(yōu)勢。中國不僅是較大的國家,而且是最大國家,在自由貿易的規(guī)則中最為受益。因此,中國更沒有理由要對跨國電子商務征收關稅。當然,不征關稅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免去通關的成本,這對中小企業(yè)更是帶來明顯的成本節(jié)約。
從另一方面看,對電子商務實行零關稅會帶來巨大的收益。首先是便利中小企業(yè)在國內市場飽和情況下,開拓國際市場,并且因規(guī)模較小又不太可能到國外投資,增加的出口帶來國內經濟的發(fā)展,包括新增就業(yè)和國民收入的增長;其次政府不征關稅并不是沒有財政上的好處,國內中小企業(yè)發(fā)展了,也會帶來企業(yè)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增長。綜上所述,有關跨國電子商務最重要的問題還是關稅問題,這必須從整個國家發(fā)展的角度去考慮,而不是從海關的角度去考慮,后者是一個部門的視角。降低或免除電子商務的關稅,是一個總的趨勢。
現實地看,跨國電子商務還需交納關稅,所以免不了通關所帶來的一系列的成本。當然,由于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的應用,通關的很多操作也可以通過網絡進行。如中國海關本身也建立了“中國通關網”,也有企業(yè)建設的“通關網”,但都免不了線下的操作。而線下操作的交易費用更多地不是技術性的費用,而是制度性的費用。這主要是由于企業(yè)要與另一種組織——政府打交道。對于中小企業(yè)來說,這仍是成本高昂的。因為養(yǎng)不起專業(yè)人員,既對政府陌生,又對通關程序陌生,也對有關外貿的法律陌生。但對于一個巨大的網絡交易平臺來說,也許就是一個機會。在這類平臺中,阿里國際及其外貿服務子公司一達通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從一開始,阿里國際的戰(zhàn)略就清楚地定位于為中小企業(yè)服務。他們知道互聯網和云計算降低交易費用帶來的潛在市場,是那些在傳統貿易形式下因交易費用太高而無法出口的中小企業(yè)。
利用電子商務平臺的優(yōu)勢,可以將成千上萬分散的交易數據記錄下來,就在觀念上形成了大規(guī)模的總量,以及相對穩(wěn)定的結構。跨國電子商務從總體上的較大規(guī)模,就可以將同類服務合并,提供具有規(guī)模經濟的服務,這使得通關的單位交易費用顯著下降。在另一方面,由于規(guī)模較大,平臺公司就可以聘用專業(yè)人士進行通關操作,這又會帶來通關交易費用的下降。在與政府打交道方面,由于阿里巴巴已經是一個規(guī)模巨大且聲譽良好的公司,各地政府為了本地的經濟發(fā)展也很愿意與阿里合作。在推動本地國際貿易的發(fā)展方面,就有著積極性在本地建立一達通子公司,愿意給予一達通優(yōu)惠政策和友好的合作,且愿意聽取一達通在通關方面的改進意見和建議。
例如,截至2016年,一達通已經與多地政府合作,落地了31個子公司,57個分公司和155個當地服務中心。由于一達通擁有大量專業(yè)人士,因而可以獲得較高資質。如獲得海關的“經認證經營者”(AEO)資格,這種資格能更為便利地通關,包括(1)減少貨物放行的數據項;(2)加快貨物的放行;(3)貨物安全查驗的最小化;(4)在查驗環(huán)節(jié)優(yōu)先使用非侵入式查驗技術;(5)適當減少守法良好的AEO企業(yè)的費用;(5)根據實際需要,延長海關辦公時間。這些顯然都是降低交易費用的舉措。
已有數據表明,設立了一達通子公司的地區(qū),都獲得了外貿發(fā)展上的實際好處。據阿里巴巴的數據,“2015年,在擁有一達通省級子公司的省份——浙江、廣東、山東、福建四省,出口增速分別達到2.3%、0.8%、0.7%、0.7%,較全國外貿增速(-1.8%)分別高出4.1、2.6、2.5、2.5個百分點”(《阿里巴巴一達通介紹》)。這四個省份都是我國傳統的出口大省,也正因如此,它們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長才是可貴的和明顯的。這也許與一達通和阿里國際的努力相關。
張五常教授曾說,交易費用“減低少許,就大富;增加少許,就大貧”。嚴格來說,是“單位交易費用”,即實現一項交易的費用。交易費用的降低不僅只是節(jié)約了一些費用,其更重要的含義是,因為交易費用的降低,使得原來因交易費用過高而無法實現的交易得以實現。我在1992年一篇論文的腳注中做了較詳細的說明,“例如,通過交易將某資源從甲用途轉移到乙用途可獲得10元的收益。如果實現這一轉移的交易的費用從10元降為5元,顯然會給交易雙方帶來5元的額外收益。然而這一交易費用的降低的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使所有收益在5元以上的轉移資源的交易都變得有利可圖,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得到改善”(“市場化的條件、限度與形式”,《經濟研究》1992年第11期)。因而,據一達通的數據,它的外貿通關、退稅、結匯和物流等服務節(jié)約了相當于價格10%的交易費用,雖然不多,但已經產生了杠桿作用,使得跨國電子交易有明顯增加。根據我們開發(fā)的數學模型,交易費用降低10%,外貿出口額理論上可增加8%。這大致印證了上面阿里巴巴提供的數據。之所以沒有達到8%,顯然是因為一達通的服務并沒有覆蓋全部出口。
下一個問題就是貨幣問題。當今世界上的貨幣體系是由各主權國家發(fā)行的各國貨幣構成的。由于現代貨幣主要是紙幣,其發(fā)行量由各國政府控制,或者是通過再貸款利率,或者是存款準備金率,或者是公開市場業(yè)務對政府證券的買賣,都可以影響到本國貨幣的發(fā)行量。而各國政府有可能針對本國的經濟發(fā)展和國際收支的情況,策略性地增減基礎貨幣數量,這就帶來各國貨幣因國內貨幣政策調整而帶來的數量變化,進而影響匯率的變動。除了貨幣政策,國際貿易的變動,資本流動的變動,各國資產價格的變動,都會影響到匯率。因而,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風險,就是匯率風險及其帶來的交易費用。
因而,為跨國電子商務服務的平臺就應提供規(guī)避匯率風險的服務,如對外幣進行套期保值。很顯然,不同于對不同貨物的合并服務操作,對貨幣的合并操作更為簡單。在一個巨大平臺上進行規(guī)模巨大的貨幣套期保值操作,會極大降低平均操作成本,帶來任何單一企業(yè)獨自進行套期保值所不能達到的優(yōu)勢。加之在我國,目前只有銀行間交易外匯的市場,缺少自由交易外匯的市場。若要進行外匯交易,就要進入國外的外匯交易市場,這對于中小企業(yè)來說,就會倍感陌生。因而它們進行套期保值交易的成本很高,也就帶來了較大的匯率風險。大型跨國交易平臺以其規(guī)模優(yōu)勢和專業(yè)人才資源,就會以非常低的成本進入國際外匯市場進行套期保值操作,為中小企業(yè)降低匯率風險。
既然有匯率風險,人們就會向往非主權國家發(fā)行的國際通用貨幣,如比特幣或其它數字加密貨幣。比特幣的好處之一,就是它有類似于金子的特性,即不能任由國家決定發(fā)行多少,從而避免紙幣的致命性問題,通貨膨脹。第二,由于比特幣的發(fā)行不受各國政府的政策影響,只決定于內在的數學算法,它的供給只服從一種“自然的”速率,貨幣之間的匯率就會減少因各國策略性考慮而帶來的貨幣供給不確定性,減少匯率風險。最后,因為比特幣是跨越國界的,進行外貿的人們可以直接用比特幣進行交易,也就減少了換匯交易和匯率風險。因而,在實踐中,已經有很多商家接受了比特幣,如2014年假期,比特幣已經被美國亞馬遜,eBay,凱馬特和維多利亞秘密等21000個商家所接受(亞力克·羅斯,《新一輪產業(yè)革命》,中信出版集團,第105頁)。在國際貿易中,既然比特幣等數字加密貨幣能減少貨幣交易操作和降低匯率風險,也會逐漸被更多的人接受,因而也是跨國交易平臺應逐漸借重的。
貨幣是一種信用,也是解決信任問題的重要制度。跨國貿易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跨國遠程信用問題。跨國不僅是指距離遙遠,而且是指跨越法律邊境,還是指文化的陌生與隔閡。要交易,就要有信任;即使是國內交易,也需要對對方有所了解,否則就有可能受騙上當,或帶來麻煩。巨大的電子商務平臺本身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包括支付寶的創(chuàng)建,評價系統的應用,以及交易平臺本身對交易糾紛的解決,都會大幅度降低建立信任的交易費用。對于一個語言不通的交易者,即使通過翻譯,也會有很多誤解。更何況在表面語言之后,還有不同文化背景產生的理解差異。而對于交易來講,分散的個體交易的信息也沉淀到了平臺的數據庫,根據數據,平臺運營者能很容易判斷一個交易者的信用。有了這樣的數據,平臺運營者也就能向陌生的交易者擔保,交易對象不會違約;萬一違約,平臺也愿意和能夠承擔違約損失。這也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依據比較優(yōu)勢的交易。平臺的比較優(yōu)勢是數據,是對特定交易者信用的了解與把握,而賣家的比較優(yōu)勢是可以出售的產品。它們各得其所。這種擔保對于平臺而言是成本低廉的,但卻大大促成了賣家本來達不成的交易達成。
阿里國際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由于跨國電子商務平臺與個別交易者所擁有的信息存在差別,即對特定交易對象的信用程度存在差別,交易者在缺少信任的情況下不敢貿然下單,也就可能失去一次交易的機會。跨國電子商務平臺則因掌握大量數據而對交易對象的信用評價較高,它可以向交易者提供交易擔保以促成交易。據阿里巴巴,傳統外貿要坐飛機住五星酒店的目的,有70%是建立信任,而跨國交易平臺的信用可以使人們免去這一成本;降低跨國貿易成本的另一個形象描述是,“傳統外貿一個訂單120天,線上的外貿平均訂單90天,但是信保的外貿我們可以讓它平均時間縮短到14天”(余涌,2016年12月22日在“潮起錢塘全球跨境電商峰會之新外貿生態(tài)圈主題論壇”上的演講)。這意味著跨國貿易涉及到建立信用的交易費用下降了88.3%;而阿里國際因附加了大數據處理對交易者信用進行判斷,比一般電子商務平臺節(jié)約了84%的建立信用的交易費用。
跨國信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誰來承擔先付錢(或先交貨)的風險。往往由于對對方的信用沒信心,就會錯失成交機會。而以交易者行為記錄的大數據為基礎,電子商務平臺就有把握交易者信用程度的更大優(yōu)勢,加上與銀行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它可以冒交易當事人不愿冒的“風險”也會因此獲得收益。如阿里國際提供了超級信用證服務;即國外買家一開始無需付款,就能放心購買,收貨后再支付;國內賣家可以提前收到貨款。這就會促成許多原來無法成交的交易。阿里按年率10~12%的利息獲取回報。余涌指出,“因為有了這個超級信用證,海外買賣雙方達成訂單的比例幾乎要可以高一倍兩倍,達成訂單的速度又可以縮短很多”(余涌,2016)。假定訂單成交率增加100%,成交時間縮短一半,成本只是購買金額70%的兩個月的利息,這大概節(jié)約了相當于零售價格的28%的交易費用;根據我們的數學模型,這會增加29%的銷售額。
最后,國與國之間的最大區(qū)別還在于它們的法律與文化,尤其是后者。法律是明文規(guī)定的,可以通過閱讀得知,而文化則多是默認的,不成文的。文化的區(qū)別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不是單方向的,有時可能帶來負面影響,有時是正面的。如對異文化的新奇感會增加價值,這是旅游吸引人的一個方面。但在另一方面,文化的禁忌,一些文化符號的象征含義,以及文化之間互相冒犯的地方,會帶來負面影響,增加人們之間的誤解,以致交易失敗。因此,對交易對象文化的了解顯然也是交易成功的因素之一。因而,在跨國電商平臺上,如果能夠吸收一些提供法律與文化顧問服務的機構,也許會進一步促進交易,甚至會產生因文化而來的正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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